英國金融時報網２日發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為該報撰寫的題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動力與阻礙》的文章。文章說，2014年5月，筆者參加了中國人民銀行與歐洲智庫在杭州合作舉辦的“記念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70周年”國際研討會。會議期間，美國著名國際金融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有什么好處？”；同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同一主題的另一個國際研討會上，英國金融管理局前主席Adair Turner也提出完全相同的問題。其實對中國的決策者和實踐者來說，系統的解釋也不存在。由此可見，對這一問題給予正面回答仍屬必要。

　　 盡管學界十數年前即提出人民幣國際化，但是人民幣真正作為國家戰略的確立應該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對政治家來說，本世紀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與美元持續貶值的反向變動，成為喜憂參半甚至越來越煩心的事情。特別是危機期間，美元匯率的大幅度波動更讓領導人寢食難安。因此如何在保持出口持續增長的同時減少美元的使用與積累，就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推動力。

　　 其實從更深層次看，還有貨幣主權問題困擾著中國的領導人和貨幣當局。從改革開放30余年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中國曾經是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和鐵桿支持者。美元本位制對中國的有利之處在于：中國通過先貶值后釘住的匯率政策，再加上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廉價勞動力等有利條件，促進了外國直接投資及來料加工產業的快速發展。加入WTO后更是借助美元貶值趨勢實現了出口拉動的高速經濟增長。美元霸權賦予美國的國際購買力也進一步增進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國對美元的支持主要表現在對美元儲備地位的維護上。本世紀以來全球外匯儲備30%與80%分別由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持有。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布局中處在加工組裝環節的貿易中介地位有關。這使中國對亞洲中間產品生產國和石油輸出國保持貿易逆差，并對美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從而幫助這些國家也包括自己積累起大規模美元儲備。相關圖表顯示，與1985-1995年貶值期美元儲備份額曾下降至45%的情況相比，本世紀美元貶值期間，其外匯儲備份額并沒有出現顯著下降。這是因為人民幣釘住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元儲備積累，為美元的國際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持。

　　 就如亮麗的事物常常有其陰暗面一樣，中國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一方面促進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自己造成了儲備資產價值和貨幣主權的損失。2000-2011年8月間美元對16種大宗商品指數貶值了75.6%。雖然隨著美聯儲QE政策的退出美元會有3-5年升值期，但是如果花旗集團（2010）總結的美元“十年熊市五年牛市”的規律得以延續的話，2018年前后開啟的美元十年熊市對中國而言將十分兇險。另一方面，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人民銀行持續買入美元的操作使中國在很多年份基礎貨幣都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以美元為十足儲備。這成為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引致中國流動性泛濫、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泡沫膨脹的傳遞渠道。人民銀行發行央票實施沖銷，則陷入利息成本大于美國國債收益率的虧損和美元儲備資產貶值的雙重困境。

　　 從歷史經驗看，中國實際上已經不自覺地陷入了類似美元殖民地的地位。19世紀后半葉，全球形成了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金本位制度。英鎊在世界貿易結算與支付中占到60%的份額。為了維持英鎊的國際地位，英國貨幣當局要求殖民地使用100%的英鎊作為準備金（Fischer, 1982），由英國政府對儲備支付利息（Shannon, 1951, 1952），英鎊也由此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舉例來講，緬甸在殖民地時期（1886 -1937年）提出建立中央銀行的要求一再被英國壓制，直到1952年緬甸獨立４年后才得以建立自己的中央銀行（Turnell，2005）。中國據說已是全球GDP第一大國，與歷史上的緬甸相比，情何以堪？

　　 由此可見，中國央行的處境十分困難和尷尬。人民銀行的改革邏輯是放棄匯率穩定目標，推進真正的匯率市場化改革，取消外匯管制，完成官方儲備轉變為民間外匯資產的分散化過程，并提高貨幣政策的自主權。

　　 但是，人民銀行的這種改革邏輯存在過多的理想主義色彩。通過市場化變革讓匯率調節供求，并讓市場供求平衡點決定匯率水平。依據傳統國際金融和匯率理論，均衡匯率應該是與國際收支或經常帳戶平衡相適應的匯率。但是事實上這個均衡匯率并不存在。這是因為上世紀70年代以來“奔騰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全球推進了產業鏈主導的新型國際分工，中國參與其中的加工組裝位置使得在中國境內創造的GDP或增加值必定以貿易順差的形式實現。例如，蘋果iPod雖然被印上中國制造，但中國只是對東亞等地生產的400多個零配件進行最終的組裝。蘋果iPod播放器售價299美元，每臺利潤163美元，大都進入美國公司和工人的腰包。中國獲得的加工費只有其售價的1%-2%，但是在美國每出售一臺iPod播放器，中國就會產生150美元對美國的貿易順差(P. Ghemawat,2012)。由此可見，除非從根本上顛覆這種新型國際分工，否則我們就不得不放棄宏觀經濟調控中的國際收支平衡目標，放棄或改寫匯率由市場供求決定的理論。

　　 另外，全球外匯市場的年交易額已達800萬億-1000萬億美元，其中沒有真實經濟背景的，出于套利或套匯等動機的純金融交易已占97%。因此浮動匯率與資本賬戶全面開放會帶來巨大的波動和不確定性。匯率的大幅度波動對國際金融投機資本極為有利，但對中國這樣的實體經濟國家十分有害。法裔美國經濟學家Hélène Rey（2013）揭示了美聯儲主導的“全球金融周期”，提出要么外匯管制、要么喪失貨幣主權的二元悖論。提示了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開放要慎之又慎。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經濟面臨艱難轉型，宏觀經濟不太穩定，金融體系脆弱性正在加深，全面改革剛剛啟動，遠未成功。國內外套利空間巨大，資本流入與流出的動力同樣強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觸發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