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媒體報道，中國90后比80后少了30%—40%，90后開始創業的時候，中國整體人口開始下降，需求開始減小，他們晉升的機會、掌握的社會資源，得到的歷練和能力就會不如80后，他們的活力就會下降。

　　積極的人口觀要正確看待人口的紅利，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口的價值和貢獻，關鍵點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口增量的減少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減少。每家平均生二個孩子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維系更替水平生育率是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必要前提。然而，我國的實際生育率已經遠遠低于政策生育率（TFR=1.5左右），長期處在超低生育水平（TFR小于1.3）之下。2000年，五普數據顯示TFR只有1.22,2010年六普時TFR進一步下降到1.18，近年數據基本上在1.3以下，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低，不到1，屬于極度危險的超低生育率。

　　一個樸素的道理是現在的新出生人口是未來的勞動力人口，所以生育率長期處在低迷的狀態，將使2012年之后出現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問題雪上加霜，使得經濟下行的人口條件更趨嚴峻，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提前做好足夠的勞動力人口儲備，這是一個需要眼光遠大的人口長期發展問題。

　　此外，上百萬獨生子女家庭的“失獨”問題開始浮出海面，成為社會公共話題，考驗著政府的良知和責任。微觀的失獨問題開始社會化，加劇了勞動力人口虧損問題。

　　為了應對少子老齡化的巨大挑戰，中國需要提振適度生育率，提出“適度老齡化”戰略，實現代際人口發展的均衡。雖然即使放開生育，也不能解決老齡化問題，老齡化問題一是與老年的長壽化有關，二是與人口的少子化有關，而且中國的人口虧損非常嚴重，要彌補這么嚴重的人口虧損，沒有長期的努力是做不到的。

　　在低生育率持續低迷的階段，解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需要“嬰兒潮”來沖淡“老齡化”的暮氣，中國不僅要多生孩子，而且要早生孩子，以彌補嚴重的人口虧損，確保必要的人口儲備和人口安全。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大陸的人口密度并不靠前。經驗告訴我們，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往往社會分工細致，經濟發展繁榮，幾乎是一個規律。人口與資源環境既有沖突一面，也有和諧一面，需要在互動、動態、開放、復合的體系中具體分析，很多資源環境問題產生于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多樣化的“人類行為”和規模性的“人口數量”兩個概念不可相提并論。人口有時是保護生態的正能量，例如植樹造林護林的人口，從事環衛工作的人口，從事資源回收的人口。

　　人口和資源環境的關系中間有制度變量、經濟發展模式起著關鍵的引導作用，可以改變人口的數量效應，從負效應變成正效應。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會約束和引導人類行為更好地保護資源環境，促進人口發展和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生育率反彈是好事還是壞事？生育率反彈的潛力有多大？可以從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兩個方面來看所謂“人口膨脹”的擔憂是沒有必要的，而且非常有害，會導致中國坐失良機。

　　首先看生育能力。研究發現，生育率的回升有一個生育的戰略機遇期，一般女性過了35周歲之后就難以滿足優孕優生的生理條件。從70后非獨家庭的女性來說，她們已經處在優孕優生的邊界年齡，留給她們的機遇是稍縱即逝的。

　　其次看生育意愿，調研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育齡婦女的意愿生育水平（理想子女數）已經很低，平均在1.6-1.8之間。受生育條件的限制，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生育水平，而且在代際人口之間不斷走低。令人擔心的趨勢，80后比70后低，90后比80后低，00后比90后低。現在新生代人口中間已經形成新的生育文化，這就是選擇性獨生的低生育文化甚至不生育的丁克文化。

　　2000年以來，生育率數據也證明我國實際生育率不僅低于意愿生育率而且低于政策生育率，這都是因為迅速的城市化抬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很多年輕家庭痛感養不起第二個孩子。

　　這也就是為什么單獨二孩政策出臺以來，雖然有1100多萬對夫婦符合條件，但2014年卻只有106.9萬對夫婦提出申請，年新增嬰兒不過區區47萬，單獨二孩政策遇冷成為共識。所以，中國要擔心的與其說是人口反彈，不如說是人口萎縮。

　　人口是一個慢變量和長過程，特別需要前瞻性的眼光和舉措。人口的儲備需要一個時間上的提前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提振生育率的歷史節點到來的不是早了，而是晚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至少具有未富先老、未備先老和孤獨終老的特點，這些都與人口控制和快速的人口轉變有關。為遏止少子老齡化代際人口發展的失衡趨勢，首當其沖的是中國需要儲備足夠的“人口力量”，保護潛在的“人口紅利”，首先需要適度生育、適度老齡化的戰略應對。

　　現在已經能夠看出端倪，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正在向倒金字塔逆轉，這不是通向光明的未來，而是風險巨大、挑戰嚴峻的未來，對此，中國必須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