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安倍訪美期間，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是重要議題之一，他也表示將采取措施推動TPP談判早日完成。可是，美日在大米和汽車零部件市場的開放問題上仍存在分歧，事務級磋商仍將持續。事實上，從2013年7月日本正式加入TPP談判以來，一些核心議題談判進展非常緩慢，致使談判陷入長期僵持狀態。反觀AIIB（亞投行）的談判進程，卻順利得多。4月28日亞投行第四次磋商會議聲明，各方計劃于今年年中擬定亞投行章程的終稿并簽署，之后經成員國批準生效，年底前正式成立亞投行。

　　那么，TPP和亞投行的談判進展為什么存在這么大的差距？

　　其一，TPP不太在乎他國感受，只是用高標準來逼迫對方開放市場，哪怕會傷害他國產業。美國到現在也沒有主動提及自己有什么開放條件，而是一味等對方給出開放條件。TPP被稱為具有高標準的“21世紀”自由貿易協議，擬包含的內容和條款具有高標準和全面自由貿易協定的特征，明顯具有設立全球新FTA（自由貿易協定）標準的傾向和趨勢。但是，這對其他國家一些核心產業會造成明顯沖擊。以日本農業為例，一旦加入TPP，其大米、小麥、豬牛肉、乳制品、糖五大“圣域”將受到巨大沖擊，農林水產品損失多達3.0兆日元；農業及關聯產業的就業機會將減少340萬人；日本農業的自給率和農業多功能性都將受到極大沖擊。

　　而亞投行則如同投資入股公司一樣，只談入股金額與回報，沒有“攻擊性”地要求任何國家犧牲自己的經濟與市場利益。亞投行本質上基于一種發展的地區觀，強調發展、動態、競爭、效率，以解決地區內的不發展和貧困現象。它不僅考慮政府層面的交往，更考慮微觀層次的溝通。亞投行還考慮與區域外國家的戰略合作，選擇了更為靈活的雙邊、多邊關系網絡。亞投行談判的推進，以交通鏈為紐帶、安全鏈為保障、金融鏈為中心服務、產業貿易鏈為基礎，并腳踏實地地落實到民生鏈和民心鏈。亞投行不僅不會沖擊本國產業，而且還提供了一個通過大型基礎設施投資推動產業發展與升級的良好機會。

　　其二，在TPP談判中，美國一再提出他們要“創造國際經濟秩序”，主動制定21世紀的貿易標準，即維護美國自身在當前國際秩序中的主導權，本質上是以“守舊者”的面目出現的。而在亞投行談判中，中國沒有強調要創造新的國際秩序，中國本質上是以“秩序維護者”而非挑戰者的身份出現的。換句話說，中國也從來沒有提過要主導亞投行的發展進程，或是在國際秩序中另起爐灶。如果僅從出資額作出“中國主導亞投行”的判斷，則未免失之簡單化。

　　目前，新興市場國家的力量雖然有所增強，但他們在全球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并未相應提高，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改革難以落實，人民幣被納入特別提款權（ＳＤＲ）貨幣籃子也有障礙，實際上美國在這方面受到的壓力很大。也正是因為IMF改革的遲滯，才有了亞投行的誕生。

　　美國推動TPP的重要意圖之一，就是維護自己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配合其亞洲再平衡戰略。美國同時也希望通過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來迫使中國“就范”，因此TPP談判或多或少帶有一些針對中國的意味。但從目前的發展狀況來看，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商品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且已成為近13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任何TPP談判方都會從本國利益出發，慎重考慮如何平衡與中美的關系，爭取自己的有利地位。這也使得TPP談判的背后有了更多的戰略考量。

　　中國推動建設的亞投行，實際上正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有益補充，從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出發帶動地區發展。它本質上并不帶有對抗意味，也不設“假想敵”，因此迅速得到了地區國家和許多區域外國家的支持。亞投行輸出的是繁榮、和平與穩定，這也正是各國真正需要的。

　　其三，亞投行談判本質上是市場導向，側重于具體領域的市場需求和市場運作。TPP談判則包括了太多政治導向的因素，極大制約了其談判進程的推進。

　　在亞投行談判中，雖然也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政治風險與政治互信，但這并不是關鍵環節，重點在于如何探索具體合作領域，實行經貿政策對接。其中就包括：政策溝通、加強政府間合作、積極構建多層次的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深化利益融合。設施聯通，強調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體系的對接，共同推進國際骨干通道建設。貿易暢通，著力研究解決投資貿易便利化問題，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資金融通，注重深化金融合作，推進亞洲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民心相通，則著力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市場作為“無形的手”，可以在這里發揮巨大的作用。

　　但從TPP談判本身來看，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因素都會對其造成巨大的制約。在國際政治方面，美國沒有意識到國際秩序實際上已經進入“轉折之時”，還想用老思維和老辦法來解決問題。這本質上只會加深中美在戰略上的不信任，遲滯雙方在區域和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如果中美無法達成合作與共識，TPP的推進和發展都將是非常困難的。此外，在國內政治領域，由于TPP沖擊了許多國家的核心產業，并且這些產業都具有很強的政治影響力，因此必然也會在國內造成極強的政治反彈。仍以日本農業為例，此次TPP談判時，農協通過舉行反對加入TPP的游行集會活動，加大對普通民眾的宣傳力度，借以向政府施加輿論壓力。

　　總之，TPP談判的結果，有可能造成“負的結果（-）”；而亞投行的談判成果卻只是“扯平（break even）或正的成果（+）”。這是TPP和亞投行兩個談判進展情況迥異的重要原因。但我們絕非把TPP和AIIB（亞投行）放在截然對立的角度進行思考。事實上，中美兩國都擔心被孤立于亞太地區的某種未來秩序中，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中美通過某種“換牌”尋求在亞太地區的合作與同舟共濟。當然，這種“換牌”并非立即宣布加入對方主導的AIIB或TPP，而是尋求合作。(王裕慶 姚錦祥 王東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