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AIIB）走完了關鍵三步：發起提議、吸引成員和達成“章程”，6月底前就要簽約。因為中國首倡，牽動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連鎖反應。尤其是美日兩國，在西方盟友紛紛加入的情況下，依然不改觀望初衷，并且對這一機構有了更強烈疑忌。

　　亞投行份額已定，中國所占并非擬議階段的50%，而是在40%左右；亞投行結算貨幣，目前也在人民幣、美元和一攬子“三可之間”。這凸顯，所謂中國主導，不過是中國稍微占優，亞投行體現出極強的開放性、多元性和多贏性。相對于美國國會遲滯國際貨幣積極組織（IMF）改革、奧巴馬政府死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否決權，亞投行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開發機構，最起碼是世界銀行（WG）和亞洲開放銀行（ADB）的有益補充。

　　現在情勢突變。日本由觀望和有條件加入亞投行，變為自開爐灶，成立類似亞投行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基金。這項大的投資計劃大約為1100億美元，設定的投資時間表為今后5年。從投資總量言，比亞投行還多了100億美元。

　　日版投資計劃所需資金，是以吸引民間資本的方式來進行，希望通過人力資源開發和技術轉讓的目的，促進亞洲“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此舉彰顯日本宏大的抱負，但對抗亞投行的意圖明顯。其實，資本充裕的日本在亞洲和其他地區予以投資，已經持續了30多年。在日本資本最為煊赫的時期，美國輿論場曾經擔憂日本人買下整個美國。但是日本資本擴張的過程，也是日本陷入滯脹期的過程。一直到后危機時代，安倍首相拿出的“安倍經濟學”強力藥方（日版QE）也未能讓日本經濟全面恢復。

　　由此來評價日本11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基金，或可得出四種結論。一是這種投資是日本對外投資的延續，并不值得驚奇。二是亞投行的刺激導致日本和中國的競爭，因而有任性使氣的成分。三是日本投資計劃具有自主性和單向性，全球化程度不高，開放性不足，因而依然是日本自導自演的資本游戲，目的是為了和中國爭奪亞洲基礎設施開發的主導權。四是對亞洲國家而言，有競爭未必是壞事，在亞投行和日本之間，亞洲各國基礎設施建設有了更多選擇。

　　但是，日本這個投資基金和亞投行的競爭是不對稱也不理性的。有57個創始成員國組成的亞投行，已經成為全球性的開發性機構，亞投行不是中國的亞投行，日本和亞投行競爭不僅自不量力，也等于和57個亞投行成員作對。這顯然不夠明智--尤其是日本在獲得美日新安全同盟關系的現實下，也等于綁架美國成為57國的對立面。

　　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亞投行作為全球性開發機構，美國和日本不可能長久游離其外。更要者，美日兩國對亞投行詬病最多的，是怕這一機構規則不透明，治理不合規范。但從亞投行閉門會議達成的《亞投行章程》看，這一機構秉承了最開放的原則，可謂利益均沾治理透明。相比之下，日本一家獨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雖然立意高大上，卻是日本一家說了算，依然是老舊的強勢資本對弱勢國家的“施舍”性投資。更要者，日本政府高企的財政赤字，日本政府不可能出資投入這一龐大的投資計劃，這在日本議會也通過不了。可是民間融資，未必隨日本政府的鼓點起舞，沒有利益可循的基礎設施建設，日本民間資本不會感興趣。為了和中國競爭，從而和亞投行較勁，日本政府拉民間資本上陣，極不明智也不可持續。

　　在中日競爭泰國高鐵項目建設中，據說日本新干線勝出--因為日方提供了更為便宜的低息貸款（1%），相較于中國2%的貸款利率，泰國方面選擇了日本新干線技術。看上去，中日高鐵項目競爭，日本小勝一局。但這并不意味著中泰高鐵合作項目沒有了機會，相比日本局限于一條高鐵，中國高鐵項目更為宏大，即貫穿整個東南亞。更重要的是，和中國高鐵技術相比，新干線速度和后續成本較之中國高鐵技術還有差距。

　　是日泰高鐵項目鼓勵了日本投入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雄心，還是日本要和亞投行競爭到底？日本忽略了一個事實，全球化時代不團取暖才是王道，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步江湖和獨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