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6日美國警方運用“釣魚執法”手段，對36歲的天津大學教授張浩進行批捕。之后，美國相關部門以“經濟間諜罪”起訴6名中國公民，指控他們竊取美國敏感的無線電頻率濾波技術，幫助“中國的大學以及受政府控制的企業”。六人總共遭到間諜罪等32項指控，《華盛頓郵報》稱，如果指控成立，他們最多可面臨50年監禁。

　　近年來，美國頻頻熱炒“中國網絡竊密案”、“中國間諜威脅論”，上演了一場又一場“賊喊捉賊”的狗血劇目。

　　2010年，美國官員公開指責“來自中國的間諜正明目張膽地在美國從事情報搜集活動”。

　　2013年美國聯邦檢察官起訴了一名蘇姓中國商人，他被指控和兩名同謀通過黑客手段侵入洛克希德·馬丁和波音公司的網絡，成功竊取了F-22、F-35戰斗機和C-17運輸機的資料，美媒體稱其行為“涉及到數十個美國軍事項目。”

　　2013年2月美國網絡安全公司Mandiant發表報告稱，中國實施攻擊的黑客組織隸屬于“總部設于上海浦東一棟12層建筑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61398部隊”；2013年9月美國又渲染中國黑客竊取無人機情報，10月開始炒作中國控制多國情報網絡、攻擊多國網絡。美國對中國的指控重點逐漸從“人工竊取”向“網絡間諜”轉移。

　　2014年美國曾對5名中國軍人提出刑事控罪，指控他們對美國企業發動網絡攻擊和從事經濟間諜活動。

　　2015年3月，曾被美媒熱炒的“中國間諜竊取美國大壩信息案”以美方的撤訴而宣告結束。

　　可以看出，美國近年來對中國所謂的“網絡攻擊”和“間諜竊密”的指控都是無果而終，事實證明美國所作所為也是捕風捉影、子虛烏有。那么，美國頻頻故技重施意欲何為呢？

　　一是轉移公眾視線，轉換輿論焦點。“棱鏡門”事件之后，國際上包括美國國內對美國政府的質疑和批評紛至沓來，但美國并沒有停止這種行為，也沒有對被監聽國家道歉，反而“倒打一耙”，多次炒作中國“網絡竊密”、“間諜威脅”等話題，借此從“網絡攻擊者”演變為“網絡受害者”，將輿論矛頭對準中國，妄圖達到自身解壓、對中國施壓的目的。

　　二是鼓吹“中國威脅論”，制約中國發展。繼2010年谷歌公司退出中國市場，希拉里緊隨其后對中國網絡監管橫加指責，凸顯了中美兩國在第五維空間展開新一輪的博弈與較量。之后，美國多次引導國際輿論，頻繁制造事端，圍繞一些敏感技術，由美國軍方或情報部門，以及與中國有商業或技術競爭的對手提供素材，一些右翼保守團體或媒體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炒作中國“商業竊密”和“網絡攻擊”，其冷戰思維體現淋漓盡致，妄圖在虛擬空間里圍堵中國的發展和崛起。英國《金融時報》認為，本次最新指控是美國對中國加大壓力的最新跡象。

　　三是渲染網絡安全困境，借機發展美國網絡軍事力量。近幾年，美國對所謂“中國軍方黑客”肆意進行炒作。2011年6月，美媒鋪天蓋炒作中國山東藍翔技校是“中國黑客大本營”，還將衡水某企業、鄭州某高校教師冠以“網絡民兵組織”和“黑客高手”的稱號。軍方和多家美國媒體更自稱是“中國黑客”攻擊的受害者。巧合的是，每次風波過后，美國以其面臨嚴峻網絡安全形勢為借口，加大力度進行網絡監控和攻擊行為，并積極強化其網絡軍事力量建設，美國相繼在2011年5月、7月出臺《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和《網絡空間行動戰略》報告，制定了其網絡作戰規則，并將先發制人打擊作為其網絡戰略重點。

　　四是設置議題障礙，滿足美國國內政治需要。美國對中國的指控，政治色彩大于實際意義。莫斯科PIR-中心安全問題專家奧列格?杰米多夫認為：“中國問題，其中包括中國在網絡空間的活躍性，都可被當成‘稻草人’來使用。對于美國公民和立法機構在討論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來說，這些都可被當成佐證。中國不斷增長的規模和其復雜的間諜行動，都是對國防預算進行辯論的‘萬能鑰匙’。”可以看出，在美國縮減軍費的情況下，渲染中國網絡威脅論和間諜威脅論，成為美國網絡戰部隊大幅增加預算、擴招人員的重要舉措。另外，“中國陰謀說”，可以將美國公民的注意力從本國安全領域的漏洞中、從自身技術走下坡路的情況中引開。

　　美國炒作“商業竊密”、“網絡攻擊”和“間諜威脅”，其政治目的遠遠大于實際效果。迄今為止，在美國沒有一起所謂“間諜案”最終坐實，沒有一個中國人或華裔被查證有間諜之實。此類事件的最終結果，或自證其偽，或不了了之。別有用心的歪曲和捏造已妨礙了中美互信的積累和疑慮的消除，美國的抹黑忽悠之路到底還能走多久？（杜雁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