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日，中韓自貿協定正式簽署，預計會在年底前生效實施。自2012年5月正式啟動FTA談判、2014年11月兩國首腦在北京共同宣布結束實質性談判、2015年2月兩國簽署英文版初步協定以來，這場歷經2年半14輪的談判終于圓滿畫上了句號。單純從經濟邏輯上而言，這無疑給中韓兩國經濟和貿易領域帶來的巨大利好消息，相關專家預測，協定生效后中韓雙邊貿易額將在五年內突破4000億美元，且每年分別拉動中韓兩國經濟增長率達0.3和0.96個百分點。另外，協定的簽訂也會給兩國的企業和國民帶來較大實惠，雙方超過90%的產品在過渡期后進入到零關稅時代。

　　然而，該貿易協定的簽署，恰恰選擇在一個東亞地區局勢特別微妙時期，似乎也蘊含著無盡的國際政治意味。

　　游走于重商主義與地緣政治間的東亞

　　自WTO多哈回合談判以來中國就是全球多邊貿易的最有力支持者，作為現存國際體系內的后發國家，中國也接棒美國成為推動全球化的新引擎。十數年來持久推動全球自由貿易的意愿，一直使中國在扮演延續東亞重商主義的角色。東亞地區重商主義的故事始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直延續至今。東亞國家憑借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政策，以貿易立國，大力發展制造業，接連創造了世界經濟史和貿易史上的不絕神話：日本的“通產省奇跡”，韓國的“漢江奇跡”，改革開放以來催生的“中國奇跡”，東亞發展型國家一直在重商主義情結（或是這是東亞追趕西方時無奈的選擇和必需的路徑）中以雁陣模式傳承后發展優勢，從世界邊緣、半邊緣地區一躍成為核心區，這種發展速度在中日韓等東亞地區國家的長期保持，也使世界能夠依稀描繪出一幅即將到來的“東亞世紀”圖景，歷經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東亞正在日漸成為世界矚目的經濟中心。

　　但是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東亞地區在地緣政治上又免不了成為世界強權角逐的鎖鑰之地。一百多年前，英國的麥金德爵士宣稱在由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主導的陸權與海權之爭中，陸權更占優勢，并最終會控制整個世界。而麥金德的后輩——荷裔美國人斯拜克曼在多年后則認為，歐亞大陸的邊邊角角尤其是沿海地區的大陸邊緣地帶（Rimland），才是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中心，海權最終將通過控制大陸邊緣地帶進而控制心臟地帶。這種看似矛盾的陸權論與邊緣地帶論之爭，卻一語成讖地昭示了東亞地區在戰后的命運。當海權霸主美國與陸權大國蘇聯兩強在冷戰中進行全球對抗之時，一個對抗的焦點便聚于東亞地區，而這一地區正屬于麥金德意義上“沿海季風地區”，同時也屬于斯拜克曼意義上的大陸邊緣地帶，當然與蘇聯“世界革命”理論的革命輸出地區（朝鮮半島、中國至印度支那弧形地帶）幾乎一致。而戰后甫一獲得世界海權霸主地位的美國也在這一地區以意識形態之名對蘇聯戰略進行遏制，蘇美兩家分別按照麥金德和斯拜克曼的教誨進行著針尖對麥芒的戰略對峙，它們也未遺忘分別將東亞鄰國發展成自己的冷戰代理人，使得這些鄰國間鷸蚌相爭。該地區曾爆發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美蘇兩家圍繞著遏制、反遏制到再遏制循環的自然結果，而在戰場上鄰國兵戎相見也是司空見慣的時期內。

　　時至今日，雖然世界已經進入后冷戰時代，但東亞地區的悲情故事多半源于東亞地區仍在成長的經濟中心身份與地緣政治邊緣身份的雙重性，卻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即使蘇聯不存在了，即使冷戰早就結束了，即使9.11事件以后的世界進入了合作的大時代，但東亞地區具有的雙重身份仍為外界制造區域內的對抗和疏離提供著可趁之機。然而，放眼目前東亞，日本、韓國以及東盟都不具有改變東亞雙重身份的動力，它們似乎已經習慣于近幾年“經濟向中、安全靠美”的兩面下注手法，而正無可爭議行進在崛起之路，正為改良不合理國際舊秩序付諸實踐的中國則初步具備了扭轉地區身份雙重性的意愿和能力。

　　重商時代中國的“中心”戰略

　　自從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晤后，就有境外媒體報道中國外交正由規則追隨者變為規則制定者。對中國外交的此種解讀，如果再結合中共十八大以后所踐行的大國外交，提出“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國際關系”和“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設立亞投行等舉動來看，可以發現中國的確正在改變以往的“因應”戰略而代之以“積極”戰略。而與這些外交話語互構的是，中國正在構筑圍繞自身的“中心”大戰略，這是重商時代的中國對即將到來的未來的綢繆。

　　從本質上而言，中國的戰略舉動是以地緣為基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構筑一個經濟中心。中國正在將自身構筑成一個輻射周邊的地緣經濟中心，力求由近及遠將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全覆蓋，打開經貿領域緊密合作的新局面。為了使一帶一路倡議的愿景早日實現，在未來若干年內，國內將建設環繞中國大陸的沿邊沿海普通國道，研究建設沿邊鐵路，研究瓊州海峽、渤海海峽跨海通道工程。憑借在國內推進大通道和基礎設施建設，做足內功的同時，中國在“一帶一路”中的交通項目也將把重點放在推進中老泰、中蒙、中俄、中巴、中吉烏、中哈、中塔阿伊、中印、中越等互聯互通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上。這就為后續的國內與國際的設施聯通、貿易流通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中國也將與“一路一帶”沿線國家一道，積極規劃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建設。這六大聯通中國周邊國家的經濟走廊建設有助于落實本年度3月由三大部委聯合發布的“一路一帶”愿景文件的藍圖。從中長期效應來看，中國還會將周邊國家打造成各類以自貿區為平臺的發展共同體，使在建的走廊國家間建立緊密的經濟合作。一旦這些合作項目進入持久收獲期以后，中國作為“中央樞紐”或曰“中心”的聯結作用、生產基地作用和原料消費地作用就會凸顯出來，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相互依存度將愈來愈高，中國將真正成為周邊國家間合作的紐帶。中國在地緣政治中的邊緣地帶朝著建設地區乃至世界經濟中心的努力，是重商主義的中國對東亞地緣經濟中心地位的落實與具體化。

　　在構筑一個經濟中心的基礎上，中國也正抓住世紀機遇將自身打造成新的地緣政治中心，中國作為不可或缺的地緣核心區。英國人麥金德秉持的是靜態地緣中心觀點，他心目中的心臟地帶確切的說，就是包括了波羅的海、可以通航的多瑙河中下游、黑海、小亞細亞、亞美尼亞、伊朗、中國西藏和蒙古的廣袤地帶。這一地帶當然仍會引發世界關注，例如烏克蘭危機期間，俄羅斯合并原隸屬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就引發美歐的集體抵制，制造出地緣中心心臟地帶的轟動效應。但是從一種動態的觀點來看，昔日的邊緣地帶可以成為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的說法也毫不為過。這是因為一方面，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推行，俄羅斯東向戰略的出臺，英、德、意、法等歐洲大國加入亞投行的行動都表明世界關注的地理核心之所在，這種關注也賦予了中國世界新地緣政治中心的身份。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世界大國或中等強國的外交戰略的轉圜會越來越頻仍得因應中國的外交戰略。另一方面，在世界戰略大格局中，中國謀劃西進，倡議歐亞合作、中非命運共同體建設，如果順暢，未來在西部方位將會出現中亞、西亞、歐洲與非洲與中國互賴性的增強的局面；中國也正在采取穩定東部的措施，未來在中國東部方位，中韓之間的互賴性也在增強，中國與東盟的互賴性也在增強。不久的將來，世界上將會出現一條以中國為核心，自非洲、歐洲經近東而抵東亞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的帶狀區域，這塊區域會將美國和俄羅斯兩個政治軍事大國隔離開來（白令海峽僅在自然地理上連接美俄，其并不具有政治上連接美俄的作用），因此美俄在地緣政治上將不再存在對抗或反對抗的說法，且如果兩國欲在歐亞大陸上進行某種南北方向的戰略推進，都將繞不開中國。所以從這兩方面來講，中國獲得世界地緣政治中心地位并非遙不可及。

　　而當中國將經濟中心身份與地緣政治中心身份逐步歸一坐實后，不僅可能將被身份焦慮撕裂的東亞域內國家進行經濟發展和安全機制上的統合，或亦可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從而使任何對中國進行遏制的企圖，都將變成毫無意義的鼓噪而軟弱無力。

　　中韓自貿協定，“起于青萍之末”的昭示

　　在將中國鍛造成為地區甚或世界經濟中心過程中，中韓自貿協定的簽署是一個隱微但卻重要的步驟。作為中國迄今為止涉及國別貿易額最大、領域范圍最全面的自貿協定，實際上拓展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半徑，補全了中國周邊合作在東北亞的缺口，也強化了中國的對外貿易質量，不但使中國的外貿半徑在東部得到了延伸鞏固，還為形成“一路一帶”、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激發釋放合作潛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提供了節點式樣板。在此之后，中國與一路一帶沿線國家的自貿區合作還會處處開花，這種局面得以顯現的長期效果，無疑會推動中國由世界工廠向世界經濟中心角色的轉換。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因為中國，美國從未低估韓國在東亞的作用，例如近期美國在末端彈道導彈防御系統（THAAD）入韓問題、拉韓國在南海問題上表態等方面即是明證。但是選擇在微妙時刻與中國簽訂自貿協定，一方面表明了韓國這個美國盟友對準世界經濟中心和準地緣中心的戰略下注，更重要的方面是，自從中國自2013年和2014年兩次對韓國爭取正在顯現效果。有了與韓國簽署自貿協定的良好開端，也為中國達成目標開展剩余工作討了個好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