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第四屆中國與全球治理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辦，本屆論壇的主題是“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機遇與挑戰”。與會專家學者與師生、媒體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取得的進展、G20組織和亞投行在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影響以及中國如何設計和規劃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等問題展開了深入交流。此次論壇由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主持。

　　原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孫振宇回顧了G20峰會的作用，分析了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為中國在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的議題提出了具體建議。

　　孫振宇認為，G20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前三屆峰會，各國集團全力以赴應對挑戰，加強各國的金融監管，共同出資，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取得了很大成績，在經濟政策方面加強協調，對把世界經濟從災難邊緣拉回來作出了很大貢獻。第二階段議題越來越多，峰會的進程相對平穩，隨著結構改革和調整，各種分歧顯露出來，取得的成果比較有限。

　　他認為，G20反映了世界格局從“一超獨大”到“一超多強”的變化，盡管美國在G20內擁有很大的話語權，但是新興國家也擁有了發言權。G20峰會機制的建立，代表著強國單獨治理的時代結束和多元治理時代的開始。

　　最后，他希望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各國領袖要強調多邊貿易的重要性，把現有的多邊談判結合起來，關注發展中國家訴求。希望國際區域金融機構能提供更多的融資服務，制定一個國際多邊的貿易投資協定，把不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的協議再延長三年。此外，G20杭州峰會應該強調與聯合國的合作，支持聯合國及其機構在相關領域的作用，推動發達國家完成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占GDP的0.7%的義務，給予最不發達國家免關稅待遇等。

　　亞投行的創建得到了域內域外發展中和發達國家的支持，與此同時，金磚銀行的籌建工作也已進入程序，亞行、亞投行、世行、金磚銀行能共同為亞洲互利互通建設發揮積極作用。在對亞洲投資的瓶頸下，建立新機構的必要性問題上，財政部亞太中心副主任周強武表示，首先是需求問題，從2010年開始到未來六年，每年還需要7500億基礎設施投資，現有的開發機構，無法滿足這么巨大的需求。

　　其次，提高亞行、世行等的貸款率難以奏效，多邊機制有多邊機制的規則，要提高貸款率，必須增資，還要開源節流，作出改革，但有些國家無法達成一致。因此，籌建新的開發機構成為新選項。新機構不是去挑戰現有機構，而是要與他們形成一種合力和互補的優勢，共同促進亞洲地區可持續性發展。

　　周強武還對全球治理水平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現今的體系依然是二戰后形成的體系，幾大銀行存在一些問題，政治上以偏概全，用一個標準來衡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使其聲譽受損，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與權力也未能得到相應的反映。亞行等能否與時俱進，進一步推進改革，未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否會因AIIB和金磚銀行而又發生改變，值得我們期待。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對當前G20工作機制在全球治理與改革問題上的進展進行了梳理。王勇提出，在經濟方面，G20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的主要治理平臺，推動了全球治理體系加強。另外，中國總結參與G20的經驗，這是一個更大的平臺，更具代表性。中國擴大參與學習全球治理，是希望中國和G20 能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新興經濟體都有需求，要繼續推動全球GDP增長，看到“一路一帶”的風險，采取更有效措施防止新風險的發生，促進世界市場繼續開放。

　　王勇最后提出，要應對G20峰會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就要正確把握與各主要經濟體的關系，加強和發達國家的交往與合作，避免相互猜疑，加強與不發達國家的對等交流，要考慮怎樣增加公眾和國際社會的活動，以親切、人文主義的辦會理念與風格籌辦2016年的G20杭州峰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外交部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張宇燕致力于全球治理的理論研究，希望尋求一套完整的全球治理邏輯。他認為，全球問題的出現，使得全球治理機制的建立成為必要，通過克服集體治理的難題，達到一種全球治理均衡，從而使得全球問題得到解決，進而總結和評價這種治理模式。他指出，全球治理問題的一個核心難點就是集體行動，要克服集體治理難題，就要為不同國家提供激勵的機制，一種方法是制定“非中性”的規則，另一種則是尋求共同利益。

　　會議最后，來自首都各高校、研究機構的師生觀察員和媒體就G7和G20的效率與代表性、在全球治理上的行動力問題、中國在亞投行是否擁有一票否決權、G20峰會議題的設置等問題等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

　　專家認為，G7只是發達國家治理難題的機制，而G20使得新興經濟體發揮了更多作用，因而比G7更具代表性，體現了一種負責任、有擔當和做貢獻的精神，同時這些經濟體也會從中受益。針對“隨著亞投行參與國家的增多，中國的份額和話語權是否會被稀釋”的提問，周強武主任說，中國無特殊的利益訴求，不刻意追求高份額和高投票權，也不會刻意放棄否決權，而是努力建立一種集體協商的機制。至于亞投行首任行長，也應是先制定行長人選的標準，再去選擇符合標準的人，并非一定是中國人。目前，G20想要建章立制還有一定困難，因而需要積極發揮現有機制如B20、T20等會議以及智庫的作用，加強監督，提高效率，共同推動全球政治經濟治理改革。（中國網實習記者 蒲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