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插圖/許英劍

　　很難想象，在經濟和科學十分發達的歐洲國家，人們對新媒體普遍持有冷淡的態度，這大約會讓很多來自中國的造訪者費解。

　　以我個人在日內瓦三點一線的生活來說：市中心Uni Mail校區的辦公室，老城腳下的公共圖書館，以及我租住的青年公寓，全都沒有wifi，這竟使得一個早已被大多數中國城市居民拋棄的東西——網線——重新派上了用場。另外，前些天iPhone6s終于面市，國內的社交網絡幾乎席卷起一場戀物和消費的狂歡，但在瑞士，人們幾乎對此無動于衷。還有就是，無論是在電車、飯店還是咖啡館里，幾乎看不到有人低頭玩兒手機，但揣著一本口袋書有空就捧起來讀的人卻很多。

　　“手機是個壞東西，它吞噬有意義的生活。”這是前兩天我在偶然遇上的一個小型講座上聽到的一句話。演講者是一位40出頭的社會學學者，講座的主題大約是技術給現代社會帶來的種種后果。現場聽眾并不是每一個都聚精會神，但始終沒什么人把手機擺在桌面上，沒事兒就按亮了看兩眼。講座結束后，我走上前去，問了個白癡的問題：為什么歐洲人不喜歡最新款的手機？他大約見我是中國人的樣子，狡黠一笑，回答：也許因為他們沒有錢吧。

　　歐洲人是不是真沒錢我不知道，但我的確在歐洲感受到了某種存在于10年前的生活狀態。技術的存在是作為對生活的陪襯和輔助，絕不會越俎代庖地去規劃生活。這在我和兩個昔日學生的交談中也得到了印證，他們都從人大畢業，一個在德國的斯圖加特工作，一個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上學，兩人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對我說，離開了“國際大都會”北京，來到了“落后”的歐洲，整個人都沉靜了下來，重新開始閱讀印在紙張上的文字，也漸漸地不再每隔幾分鐘就忍不住點開微信。

　　“這里可沒有北京有意思，無聊得很！”我那位日內瓦土生土長、早年曾在中國求學的合作教授在我入職第一天就正色“警告”我。但她緊接著又補了一句：“你總算有時間認識你自己。”當我的手機終于因時差的緣故而不會在晚間不斷鳴叫的時候，我居然能在蝸居的房間里清晰聽見自己均勻而踏實的呼吸聲，就如同在沒有霧霾的小鎮和鄉村，抬起頭來又能看見滿天的星星一樣。守舊也好，沒錢也罷，不愛新媒體的歐洲人在新媒體主導的時代里創造了屬于自己的邏輯——或者說，只是冥頑不靈地堅守了某些舊的邏輯。

　　位于市中心的蘋果專賣店依然如故，既不熱鬧，又不冷清，與其他店鋪沒什么差別。這讓我想起4年前的10月去蘇黎世開會時的一樁記憶：佇立在以昂貴著稱的班霍夫大街上的蘋果專賣店內，冷冷清清；門口地上卻橫七豎八地堆滿了鮮花和卡片，上面寫著“懷念你，史蒂夫”——那是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的名字，而在那前一天，他剛剛離開這個世界。有些關于歐洲的費解，的確很令人著迷。（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