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受全球化、信息技術革命和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崌起影響，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了自近代五百年以來最具革命性的大變局，歐美發達國家主導世界歷史的經濟布局發生了動搖，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來的一整套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正處于歷史轉折點上，標志之一就是G20取代了G7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政策磋商和經濟治理最主要的平臺，以歐盟、NAFTA、APEC等為代表的地區經濟治理平臺也日益活躍，以及伴隨以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等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在原有治理平臺之外也產生了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及“一帶一路”倡議等新合作機制。所有這一切都對現有國際和地區治理體系產生深刻影響，推動世界經濟治理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階段。2015年11月先后在土耳其召開的G20峰會和菲律賓舉行的APEC峰會都是推動世界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會議，尤其是中國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分外引人關注。

　　近代以來，歐美列強依靠戰爭、沖突、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對世界經濟政治地圖進行了規劃，建立了更多反映發達國家利益的制度和規則體系，盡管廣大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人民為爭取正當的合法權益進行了不懈的抗爭，但受制于力量對比懸殊，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都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始終沒有得到改觀。

　　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重心開始向亞太地區轉移，國際力量對比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將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這一利益共同體要求世界各國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更加開放、更具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

　　不過，在關于未來世界經濟治理體系愿景問題上，在國際社會還存在不同認識，爭論的核心在于是否建立包容開放的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以美國和歐洲發達經濟體為一方，它們著眼于維護發達國家在全球貿易、投資、金融和服務領域中的規則主導權，打著規劃更高水準的經濟游戲規則旗號，將其國內規則強加給其他國家，人為設置各種新規則壁壘，比如推動建立TPP、TTIP、TSIA等，竭力為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合作設置門檻，制造障礙，說到底就是以開放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本質上是全球化時代的“新經濟封建主義”，是一種對世界上不同國家區別對待的新規則保護主義。

　　相比之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更多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呼聲，要求打破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和區別對待政策，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切實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特別是要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所有這些要求都針對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規則體系，建立包容度更廣、更多反映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和發展實際的國際治理體系，是一種真正的開放型世界經濟治理體系。

　　顯然，新開放與新封建的較量將是G20峰會和APEC峰會所圍繞的核心，有關各方必將在突出表達各自關心的議題基礎上對這一核心問題作出不同的回答。盡管各國在這一問題上存在不同政策立場，但總體上會呈現出三種基本態度：一是以傳統西方七國集團為一方，強調構建所謂“更高水準的國際規則”，核心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設置規則壁壘；二是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為另一方，核心是提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強調建立包容、開放、合作、共贏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構建更加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貿易和投資安排，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改革；三是在上述兩大群體中間的國家，比如韓國、澳大利亞、土耳其等國家，它們竭力加入現有的發達經濟體行列，又不想損失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成為鏈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中等力量”或“中間力量”。世界經濟秩序和區域合作安排的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三個世界”劃分的互動。無論是G20土耳其峰會，還是APEC菲律賓峰會，都是新三個世界互動的表現。

　　當然，新三個世界最終將建立起何種世界秩序，并非一兩次峰會能夠見分曉，此種三邊演義將會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主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有關各方能否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取得突破，比如自由貿易協議、投資便利化、穩定經濟增長和擴大社會就業、反腐敗和反避稅等，只有通過扎扎實實的努力，在不斷解決具體問題中前進，才能真正構建起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