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3月19日，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英卓華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但實施非常困難。他表示，全球需要結構性的改革，現在貨幣政策的效用已經越來越低，所以世界必須要依靠結構性的改革。除英卓華之外，其他一些參會的專家、學者，也都表達了相同或相似的看法，都認為當前世界經濟也面臨結構失衡、經濟失速、債務高企、企業困難、貿易放慢等方面的問題。

　　事實也充分證明，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主要經濟體國家都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發行了大量貨幣。但是，對全球經濟復蘇的效果十分有限。除極少數幾個國家之外，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還在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中艱難運行，看不到復蘇的希望。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國家，更是從危機前的蒸蒸日上發展到目前的每況愈下，何時能夠走出困境，似乎沒有一點可以預測的目標。

　　那么，為什么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寬松的貨幣寬松和凱恩斯理論沒有能夠有效的發揮作用呢，為什么大規模的貨幣發行也沒有能夠叫醒全球經濟呢，為什么貨幣在應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復蘇中的作用會越來越小呢？顯然，問題不出在貨幣身上，也不出在貨幣政策身上。這場類似于貨幣戰爭的金融危機狙擊戰，所以毫無生機，毫無還手之力，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全球經濟陷入了結構失衡、供需矛盾，供給側無法為需求側創造新的動能，需求側也難以為供給側提供產能消化的泥潭之中。也就是說，單純依靠凱恩斯理論，靠貨幣發行，已經很難創造出足夠的需求空間，而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創造新需求動能。不然，世界經濟仍將在困境中運行、在艱難中爬行。

　　就發達經濟體而言，問題主要出在兩個方面：一是過度依賴占領技術制高點，把各種高尖端技術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特別是幾個科技實力強、高尖端技術多的國家，更是控制了全球高端技術的絕大部分。相反，其他國家則無法掌握這些技術，無法對經濟實施轉型升級，導致高端技術的功能和效率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高端技術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中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相反，發達國家能夠從全球經濟的大局出發，在技術轉讓、技術轉移、技術運用等方面給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支持與支撐，幫助這些國家進行結構性調整與轉型，而不是維持低端制造和生產，全球經濟的結構就有可能得到較大改善，結構性矛盾就不會這么突出。譬如引起比較大的反響的中國消費者到日本購買馬桶蓋和電飯煲的問題，說到底，就是一種結構性矛盾的反映，是這些小產品在高端技術方面差距的結果；

　　二是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特別是金融業，而忽視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很大程度上與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的過度金融化、盲目的金融創新以及經濟虛擬化所致。更重要的，發達經濟體在將高端技術聚集于一身的同時，又不重視高端技術的運用和產業化，而是把重點放在虛擬經濟和金融業方面，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供需失衡問題。更直接地說，金融所能創造的供給與實體經濟所能創造的需求，已經完全不協調，由此再到其他方面和其他領域，就更使得全球經濟出現了結構嚴重失衡的問題。

　　就新興經濟體而言，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為，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內，都是只重視經濟總量的擴張，而不重視質量的提升，只重視規模的擴張，而不重視結構的優化。最終的結果，數量、規模是滿足需要了，階段性的財富增值快感也感受到了，但是，資源過度利用和勞動力過度紅利化的問題也產生了，供給的過于單一、過于低端、過于僵化等方面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尤其在技術創新、質量提升、結構優化等方面，幾乎所有的新興經濟體國家，都沒有引起重視，沒有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也沒有認識到不重視技術創新的危害。更多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國家在與發達經濟體國家的經濟貿易交往中，選擇的也是引進資金、低端制造、淘汰技術、落后產品，核心技術、核心產品等，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而新興經濟體國家就是利用發達國家淘汰和轉移出來的技術、產品等，與本國的資源、勞動力緊密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段看似繁榮、實質非常痛苦的快速發展歷史。在今后的經濟史上，如何總結、評價新興經濟體國家的這段歷史，難度是非常大的。

　　由于金融危機前的這段時間里，世界經濟就是圍繞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兩大“陣營”而展開的，因此，其他經濟體國家的影響并不是很大。恰恰是這兩大經濟體，都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在經濟出現結構性矛盾的同時，長期以來形成的高福利，卻又難以在經濟嚴重失速的情況下得以調整。因此，所謂的主權債務危機，也在發達經濟體不斷爆發。其中，歐洲國家表現更為突出，歐盟也因此受到了分裂的沖擊。

　　也正因為如此，全球經濟都面臨著結構性改革的問題，都需要進行有效的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如果不加大改革力度，全球經濟要想盡快復蘇，難度是相當大的。

　　而從全球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實際情況來看，重點應當在新興經濟體國家，難點則在發達經濟體國家。而要解決重點問題，需要首先克服難點。因此，發達經濟體如何進行結構性改革，事關全球經濟結構性改革大局。首先，發達經濟體是否愿意在技術上給予其他經濟體、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足夠的支持和支撐，是否愿意將先進技術、核心技術轉讓或轉移給其他經濟體，特別是結構性改革任務重的經濟體。毫無疑問，技術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結構性改革最為關鍵的因素。這項重任，自然而然地也就落到了發達經濟體身上，也成為了考驗發達經濟體有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誠意的試金石。

　　其二，發達經濟體是否愿意降低社會福利。高福利已經對部分發達經濟體國家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也使得這些國家在經濟結構方面面臨很大的問題。譬如金融業的過度發展，也與高福利有著密切關系。所以，降低福利水平、階段性地取消高福利，對發達經濟體的結構性改革至關重要。

　　再者，對新興經濟體來說，如何從數量、規模型轉向質量、效益型，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新興經濟體不能坐等發達經濟體幫助其進行結構性調整，更不能坐等發達經濟體把先進技術拱手轉讓。這一點，不要抱太大希望，而應當主動作為，主動研究新技術、新產品，尤其是高端技術和產品，必須成為下一步的重點。只有這樣，結構性改革的步伐才能加快，全球經濟才能盡快回到健康、有序的發展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