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水扁想要以補核定“絕對機密”的方式，將“機要費”弊案的證據及筆錄全部掩藏起來，借以阻止審判；雖然臺北地方法院已裁定駁回，但因陳水扁將提抗告，審理程序勢將因而再度受到干擾及拖延。 臺灣《聯合報》今天發表社論指出，陳水扁和吳淑珍利用假發票詐領“機要費”的犯行應是罪證確鑿，否則陳水扁就不必如此甘冒大不韙，違法核定絕對機密，企圖掩藏證據。如果一審宣判能拖到大選后，而且若下屆“總統”又是民進黨勝選，則陳水扁的貪腐罪行即有獲得大赦或特赦的可能。這應當就是陳水扁的如意算盤。 “大法官”作成六二七號解釋，創設所謂“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當初考量何在難以臆測；但是，陳水扁的言行舉止反覆投機，已是全臺皆知之事實，“大法官”其實應當想到陳水扁會利用“大法官”創設的“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沖撞出阻撓審判的“巧門”；如今，當吳淑珍故意稱病連續十余次拒不出庭的戲碼，實在演不下去時，果不其然，陳水扁打開了這一道巧門。因為，即使臺北地院的裁定理由寫得再好，陳水扁都有依“大法官”解釋內容，提起抗告的“權利”；而這一抗告，不知會將審判再拖延多久？ 社論點出，依“大法官”解釋創設的“特別抗告程序”，高等法院首須推出一名“資深庭長”擔任“特別合議庭”的審判長，再配合四名法官審理陳水扁的抗告。而在“特別合議庭”作出裁定前，原處分或裁定應停止執行。換言之，即臺北地院駁回陳水扁核定絕對機密、要求返還證物的裁定停止執行，陳水扁的要求仍處于未定狀態；既然如此，須以證據為審判基礎的“機要費”弊案，自然也無法進行。這就造成了拖延效果。 能夠拖多久？坦白說，沒有人知道。“大法官”有此創見，卻未更精細地創設完整的“特別抗告程序”，僅含糊謂“其余抗告程序適用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于是，僅就抗告程序方面，陳水扁的律師就可能找出許許多多的方法，來拖延高等法院的審理程序。陳水扁在高等法院拖延，和在臺北地院拖延，效果都是一樣的。 例如，這種“特別抗告程序”的抗告期間如何計算？抗告的程式即書面及理由須如何提出？原裁定法院有無審查其程式，并在認為程式不合法且不遵期補正的情況下，裁定駁回其抗告之權？抗告法院即高等法院的審理程序為何？若就裁定理由之一，即臺北地院認定陳水扁補核定行為只在掩飾犯罪進行審理，難免觸及陳水扁及吳淑珍犯罪認定問題，非進行實體調查不可，則豈非高等法院提前審理本案？未來參與抗告裁定的法官是否均須回避？而高等法院裁定后，還可不可以再抗告？這些都是曖昧不明的地方，處理起來均甚曠日廢時。 社論認為，陳水扁此舉，真正的目的就是拖延審判，而且也達到了目的。這是“大法官”六二七號解釋的罪過。臺北地院在裁定中說，陳水扁和吳淑珍是共犯，僅因“總統”身分而未受追訴，本不應干擾審判，以示尊重臺灣“司法”權和審判獨立，但陳水扁卻“有失恪遵‘憲政體制’的職責……竟以不合法方式核定本案卷證為機密”。臺北地院裁定中的這番話，是說給有人格的人聽的，說了才有效果；但陳水扁是何許人？“吳淑珍一審有罪就下臺”的承諾都可以吞回去，“大法官”閉門造車的特權還有不大加利用之理？陳水扁能否將罪證吞回去，而抗告程序究竟要拖多久，端看高院的法官們是否有維護臺灣“司法”權和審判獨立的決心及勇氣。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若因抗告程序使本案在陳水扁卸任前不能完成一審，尚有何正義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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