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立院”長年被外界視為一大亂源，除了其表現始終未若一個最高民意機構應有的高度及質量，“立委”對自身角色的認知和素養不足，也是主要原因。事實上，在“萬年國會”消滅后，“民主國會”留給社會大眾的觀感，并沒有太多改善，自肥自大、“立法”怠惰，乃至關說勾結收賄。“立委”減半說之所以能實現，即充分反映了民眾對“立委”表現的厭憎；這些丑陋形象如何洗刷，僅余百余人的“國會”自有責任，也將受到更嚴厲的檢驗。　　

　　臺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分析，今日報到的新“國會”，面對的是兩項新形勢：一是朝野原本恐怖平衡的僵持結構已然消除，新“國會”有機會對臺灣法制作出煥然一新的貢獻。二是瘦身減半后，“立委”的權力和責任較以往倍增，但許多新人的“立法”專業仍有待加強。

　　這兩大形勢，讓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立法院”可以擺脫多年來朝野的兩極對立與相互拉扯，而回到理性論辯，以彌補過去數年“法制”空轉的積弱，為臺灣建設一個符合時代需要的“法制”環境。藍大綠小的新結構雖被污名為“一黨獨大”，這其實是選民對藍綠五五波惡斗忍無可忍下作出的抉擇，有助于“立院”回復到一個可以運作的狀態。無論如何，較之過去八年只論立場、不問是非的對峙，新“國會”更有施展空間，應該是可喜的事。

　　然而，在舊有法案堆積如山、而全球化快速變遷的情勢下，“立院”驟然減半的“委員”，能否有足夠誠心與智慧，為臺灣的發展作出具有前瞻眼光的法制規劃，則是令人憂心。“立法”質量原不取決于“委員”的數量，原先兩百多人的“立院”亦未見有何可觀的產出；但減半后的“立院”，每人的平均工作量和決定權要遠遠大于以往，其中許多人卻是僅有地方問政經驗的民意代表，對龐雜的法案及繁復的議事程序一無所悉。因此，要如何協助新科代議士提升職能認知及“立法”專業，如何強化公聽會機制、廣納各界民意和才識，委實是朝野兩黨當前所面臨的重要工程。　　

　　進一步看，在陳水扁執政期間，“立院”職能又受到更嚴重的扭曲。朝小野大的“國會”，不僅變成藍綠對抗的實戰舞臺，更在民粹主義的催化下，變成被“行政部門”綁架的橡皮圖章。過去八年，扁當局不斷提出動輒數百億的特別預算，假社會福利及地方建設之名進行撒錢綁樁，卻能一再勒索得逞。棄守預算把關職權的“立院”，不僅把自己的“國會”地位降格變成行政附庸，更坐視無能的陳水扁恣意揮霍島內的產業，將島內財政置于險境。

　　從這個角度看，新科“立委”的專業能力固值得憂慮，但“立院”如何重新審視自己的“憲政”角色、如何回歸正直的“立法”位置、擺脫行政附庸及政治附庸之身，重啟“立法”動能，顯然是更重要的事。

　　對藍軍而言，擁有四分之三席次的最大黨，并不意味著可以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扛起無可逃避的“立法”大計，并擔負起一新“國會”形象的重責。藍營“立委”若不收拾散漫的本性，認清選民對他們的期待，立刻就會被看破手腳。而執政當局若不對黨籍“立委”的紀律深加鞭策，并積極擴大其廣納民意的管道，“國會”最大黨的資產很快會也會變成其負債。重蹈陳水扁的覆轍是任何一個臺灣人都不想看到的最壞的情形。

　　對民進黨“立委”而言，廿七席雖是微弱少數，卻未必不能扮演有意義的關鍵角色。試想，以當年在野初崛起時，民進黨“立委”在“立院”以小搏大的矯健身影，為民主注入諸多新觀念，至今猶令人記憶深刻。可惜執政的八年，綠委反而喪失自主意志，聽憑主政者呼來喚去，精銳遭斥而群丑亂舞，終遭人民唾棄。若新科綠委能回歸從政的初衷，揚棄死纏爛打的作風，在推動“法案”上有所表現，還怕挽不回人心嗎？

　　社論最后總結說，“立院”要洗刷亂源之名，秘訣無他：拋卻私利及惡斗，回歸專業和理性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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