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商人是永遠的執政黨。不論是消極的為了使本身的事業不致遭到政治力的打壓、干擾，或積極的讓本身的事業發展能夠得到政策特惠，中外通例越有規模的企業越需要經營政商關系。這樣的潛規則，運用在臺灣基本上也是若合符節的。

　　臺灣《工商時報》社論說，八年以前，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工商團體、企業大老與執政黨水乳交融的親密關系大家記憶猶新。這八年來，換上民進黨執政，工商團體、企業大老一度擔心過往的政商關系恐難維持。但實踐檢驗證明，在工商團體、企業大老以及新貴們的用心經營下，政商關系的網絡更為綿密。事實上，這些工商團體與企業大老，不只可以周旋于臺灣的藍綠之間，甚至還可以優游于兩岸之間。

　　然而，這樣的榮景在“五二○”第二度政黨輪替后，是否還能維持，無疑將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焦點。

　　社論認為，未來的政商關系之所以存在未知數，主要當然是因為準“總統”馬英九先生是出了名的不沾鍋。翻開他過去的從政經歷，不論是當“法務部長”、臺北市長或國民黨主席，雖然不能說沒有商界的朋友，但關系始終是若即若離，執行公務時向來是公私分明、大夫無私交。正是因為這樣的人格特質和行事風格，誠如該報日前專題報導所描述，使得向來擅于經營政商關系的工商團體與企業主，面對新局莫不苦于難以施展建立和馬英九的關系而有一股說不出的焦躁與憂慮。

　　不過，也誠如電影《侏羅紀公園》的名言“生命會自己找出路”。對于一向倚賴政商關系的人而言，如果此路不通，自然要另謀出路，總不能坐以待斃吧！果然，在該專題報導中特別指出，島內的六大工商團體，除了工商協進會與工業總會本來就有“立法關系委員會”或“國會關系委員會”的專責單位之外，商業總會和中小企業協會也表示將在近期內成立類似的專責單位。至于電電公會和工業協進會，自然也不可能毫無動靜。同時也有理由相信，工商團體或企業大老如果經過嘗試確認無法和馬英九建立新的政商關系，退而求其次，除了加強與“國會立委”的關系之外，包括未來的“內閣”乃至于執政黨，自然也都是建構新政商關系的理想標的。因此，最后可能出現的情況將是：清廉自持的馬“總統”，將被孤立于除了“總統府”以外，行政、“立法”與執政黨三方所交織的新政商關系網絡之外。這無疑將是馬政權的治理危機。

　　社論指出，如果單純只是要破解可能被孤立的危機，馬英九執政后調整自我，親自與工商、企業大老做直接的互動，此一方面固然可以借助直接的溝通管道而有利于其拚經濟政見的落實，但卻要受到公共決策是否出現傾斜現象的檢驗與質疑。尤其如果只在意于維系與工商團體、企業大老的溝通管道，相對的則忽略或消減與社會弱勢團體的對話機會，則除了要面對不符公平正義的質疑，更可能逼使弱勢者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重新走上街頭，并與在野的民進黨重新結合。無論出現前述的那一種情狀，不能不說也將成為馬政權潛在的另一治理危機。

　　回到八年前民進黨剛取得政權時，當時的陳水扁與民進黨何嘗不也是一再強調清廉、勤政，但是民進黨政權得到權力的同時卻也快速的腐化。當然發展政商關系不必然就意謂著黑金貪腐，馬英九個人的潔癖也許也能經受得起檢驗，但今天馬英九所帶引的國民黨可是行政、“國會”權力一把抓。即使馬英九個人有能力抗拒腐化，周遭的不論是“內閣”行政團隊、黨務系統，尤其是“國會立委”，在在都是可以鉆的空子。馬英九縱有風紀股長之令名，實務上總不能“府”、“院”、黨、政的每一個環節都躬親當風紀股長。

　　因此，社論認為，馬英九在接下千斤萬擔后，除了諸多必須優先推動改革的政務之外，如何以“總統”的威勢與影響力，一方面督責“立法院”盡速通過完整配套的陽光法案，使外界的游說、“立委”的議事都能在信息充分揭露下透明進行之外，另方面更應快速重新建構一套體制內的防腐機制，包括讓“監察院”重新恢復運作，讓成立屆周年的特偵組擺脫政治力干擾，發揮設立初衷成為打擊重大貪腐的特戰部隊；當然也包括讓審判獨立與“司法”效率的提升同步落實，以及讓媒體能夠發揮第四權的看門功能。只要架構健全，政商關系、弱勢代言自然都能各如其分并收相輔相成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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