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當局“文化部長”龍應臺接受專訪時說，比起十幾年前她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今天臺灣社會對臺當局的“信任感”幾乎“蕩然無存”。她還說，15年前后相比，今天臺灣人對自己的“信心指數”也降低很多。 臺灣《聯合報》20日發表神論指出，不用龍應臺提醒，大家也知道，人民對當局“信任感”的消失，與民眾“自信心”的下降，都是臺灣社會極真實而嚴重的問題。如果把兩者放在時間的向度里觀察，至少在未來幾年，我們看不到這兩條拋物線的下墜終點。更讓龍應臺慨嘆的，顯然是前者，所謂的“官不聊生”；但格外值得人們關切的，其實是后者，社會憂慮臺灣長期找不到出路和解方的“失落感”。

　　社論摘錄如下：
  
　　所謂“官不聊生”，是臺灣民主化以來，官員一直掛在嘴邊的自嘲。臺當局的權威失落，而官員未隨著時勢變化而調整服務心態，當然難以得到人民的信任。然而，對民眾而言，如果民主化的結果，給了人民更多“當家作主”的自信，更多向官員嗆聲、反唇相稽的機會，結果卻無助于提升當局效能，亦無助于實際解決問題，這樣虛幻的民主，怎不令人感到失望與失落？人們又如何不憤世嫉俗？  

　　臺灣自信心的流失，或可從三方面觀察。第一，是民主驕傲的蒙塵。公元兩千年的政黨輪替雖在艱險中締造，民眾對于政治新局的開創其實仍充滿期待，同時也以臺灣作為華人社會的民主先行者感到驕傲。不幸的是，這項憧憬，卻以民進黨八年的施政混亂作收，而陳水扁家族的貪瀆無行則更是對臺灣社會的一記迎頭重擊，民主化和本土化神話同遭粉碎。  

　　第二，是經濟風光的消褪。從李登輝的戒急用忍到陳水扁的鎖臺政策，臺灣經濟錯失了利用大陸崛起以追求壯大及脫胎換骨的契機；但二度政黨輪替后，馬英九雖改善了兩岸關系，卻在經濟面向遲遲無法找回成長的動能。包括愛臺十二項建設和四年五千億擴大公共建設方案，都投入了巨大的經費，卻看不到帶動生產和就業的附帶效益。這兩年，經濟成長、青年失業、年金及福利負擔不支等基本面表現不斷惡化；比起鄰近地區的向榮趨盛，不免讓人喪氣。  

　　第三，是社會共識和共同價值的散失：民進黨執政期間，臺灣的“統獨之爭”進一步擴大為“藍綠之斗”，政黨的斗爭深化為社會大眾的顏色分化，至此，臺灣就完全失去了共同語言與共同價值。今天社會上發生任何事情，都要經由“藍”或“綠”的試紙檢查，來驗證它的屬性和辯正方向。經過這種非理性的藍綠運動，原來臺灣還存在的“中間地帶”，包括學術界、宗教界乃至民間社團在內，清者噤聲以求身免，濁者輕易投身選邊而站。失去中間地帶的臺灣，不僅失去了調和社會平衡的力量，也失去了原先對民主、自由、法治、專業、理性等價值的認知和信仰。  

　　今天臺灣人充滿失落感，一個原因是人們認知到自己的臺灣正在走下坡，這是再怎么假裝“自我感覺良好”都掩飾不了的事實；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們看不出這個“臺灣往下掉”的情勢，要碰到什么樣的力量，才能把它托住。要靠馬當局突然的覺醒和振作嗎？靠下一次政黨輪替嗎？還是靠抗爭團體不斷接力在街頭沖撞？  

　　王建煊日前發飆責罵“監察院不如關掉”，其實正是這種失落心理的反射之一。問題是，高官無力解決問題，卻采取如此非理性的暴沖手法發泄，只會加深人民的憤世嫉俗。“政府”官員需要民眾的信任來推動臺灣，但臺灣失落的自信心，不也在等待“政府”的作為來填補與提振？  

　　老實說，當臺灣政治和社會歧見深化到這種地步，人們要期待什么高人一出手就能化解民眾的無力感，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民眾可以做的，或許是從自身做起，盡量避免用負面語言引發負面對應，盡量減少用政治顏色來分別敵我，盡量還原自己對民主、自由、人道等價值的原色信仰，盡可能追求超乎藍綠的客觀價值。無論如何，要一點一滴找回中間地帶，切勿再陷入集體憤世嫉俗的悲情。 

[責任編輯：趙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