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濟日報》4日發表社論，呼吁臺灣應該拼“幸福經濟”，而不是拼“數字經濟”。摘錄如下：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在除夕前一天傳來好消息，去年臺灣經濟成長率保2有成，達到2.19%，但對一般民眾來說，顯然不如人意，主因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事，都還籠罩在悶的環境下，因此島內經濟研究機構對今年的經濟景氣都不敢過于樂觀；去年底發布的成長率預測值落在2.7%到2.9%之間，近日因歐美經濟趨向正面發展，才逐漸調高為3.2到3.3%左右。

　　不論去年的保2，或今年的保3，有無達陣，其實都是數字的變化而已，重點是民眾的實際感受。

　　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常常失準，因為它涉及人類心理層面對消費態度的變動，也涉及了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卻難以預測的政治決策，甚至行政基層對于領導階層能否穩居上位的判斷，會影響其是否全力遵循經濟政策的落實。再加上全球化浪潮之下，世界各地的經濟透過貿易和投資互動，密切相關，島內經濟狀況能夠由島內政策影響的程度已經大幅下降。因此，有經驗的地區對于經濟成長數據，都只是“僅供參考”，不會將它當成是政績良窳的最重要指標。

　　相較于經濟成長率，人民的“幸福指數”是否提升，是比較可以反映施政效能的。雖然經濟狀況的好壞還是會部分影響幸福指數的高低，但是家庭關系、社會聯系、身體健康、居住條件、環境品質、人身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等幸福所涉及的面向，不管國際景氣好壞，卻可以透過各種方案的調整，讓它們逐步改善，累積為一個經濟成長率也許不算太高，人民卻滿懷幸福感的社會。

　　這種道理非常簡單：即使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零，也就是今年的收入和去年一樣，但如果社會充滿著“好人好事”，大家看到、聽到的都是充滿光明的社會事件時，民眾的感受當然是更為美好幸福的；會斤斤計較經濟成長率的人也會大幅降低。

　　在這種認知下，全球主要的先進國家或地區都開始調查“幸福指數”，做為施政參考；馬英九也在2012年大選時宣示將進行幸福指數的調查，并由“主計總處”在去年8月底公布了調查結果。調查發現臺灣民眾的幸福指數為6.64分，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所調查的37個對象比較排名為19，超越日本和韓國。雖然臺灣成績還算不錯，但還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于今之計，應是由馬英九或江宜樺在一年伊始，宣示將以幸福指數向上提升若干名次，做為今年的目標，指示各項次指標的相關“部會”列為施政目標，全力沖刺以促其實現；特別是民眾的主觀幸福感，才應該是所有施政的訴求依歸。

　　在這種理念之下，許多民眾不愿意看到的現象，但可以用有限社會資源就可以處理的事務，才可能受到重視。例如，如何提供高齡弱勢族群網絡培訓的協助，提高他們和社會的聯系互動；如何設計社區活動讓參與的家庭親子互動更為良好；如何提供社會優勢家庭對弱勢家庭協助和互動的方案，來提升社會間不同層級互動以提高社會的溫馨感；如何解決游民群聚久居，以免降低居住品質并對觀光產生負面影響；都會鬧區及巷弄淪為流動攤販的聚集地，長期干擾游客及正規商務。

　　這些臺當局高層往往不用心的“小事情”，卻正是經年累月形塑市民幸福感的重要元素。但如果只追求經濟成長，不追求幸福指數的話，永遠不會被臺當局“部會”列為施政重點；而效能相對較差的地方政府往往就成為拖累政府形象的淵藪。

　　我們誠懇地呼吁臺灣領導人，應責成相關部門以追求“幸福指數”的持續上升為施政目標；否則，臺當局進行幸福指數調查將變成另一項施政花瓶，勞師動眾、耗用資源卻反而制造民眾的怨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