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名臺灣太陽花學運領袖公開宣示“我主張臺灣獨立”，并自稱是“左派臺獨”。其中，“臺獨”是政治路線，“左派”是社經路線。

　　臺灣《聯合報》28日社論說，“臺獨”加“社運”，原本即是民進黨的兩大支柱；近年，新世代將之冠上“左派臺獨”的封號，并嘗試將之理論化。蔡英文在2012年“大選”時，一方面主張“由世界走向中國”、“擺脫中國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又主張“高社會福利”、“在地經濟”，即是呈現“左派臺獨”的理論架構，當時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臺獨福利國家’路線”。

　　然而，“左派”的社經路線與“臺獨”的政治路線，卻存在著基本的矛盾。因為，“臺獨”主張壓抑兩岸經貿關系，因而亦形同否決了臺灣的全球化生存戰略；這樣的政經架構，如何能夠支撐其高環保、高社會福利的社經承諾，更如何改善貧富不均的分配問題？

　　可以斷言，“臺獨”不可能具有撐持福利的社經實力；因為，“左派”的高福利國家承諾只會使“臺獨”更失去支撐條件，二者只會相克，不能相成，因而此承諾終究必成虛妄。

　　先看太陽花的“臺獨”。太陽花學運的多數群眾皆不是“臺獨”，但領袖階層多自我表白為“臺獨”，至提出了《兩岸協議締結條例》，不啻要挾制臺當局改采“臺獨”路線的兩岸政策。

　　太陽花的“臺獨”，應當不是“建立臺灣共和國”的“臺獨”，而是“一邊一國”，以“中華民國”來“借殼上市”的臺獨。“臺獨”反服貿是合于邏輯的，因為服貿會使兩岸經貿關系更緊密，亦進一步把臺灣推向全球化，不利“臺獨”。反之，若在政治上主張“真正中華民國路線”，則傾向支持兩岸經貿交流，并進而以全球化的成果來節制兩岸關系。所以，這場“反服貿風暴”，從《兩岸協議締結條例》的提出，可以清楚看見這其實是一場學運寡頭操作的“臺獨”風暴。

　　再看太陽花的“左派”。這場學運的核心人物皆是近年社運場合無役不與的面孔，反“國光石化”、反核四、反文林苑、反大埔、反臺南鐵路東移、反服貿、反全球化，強調世代剝奪及貧富差距；這些都是“左派”的元素，一方面以高環保來質疑經濟模式（核四），另一方面又以凸出個人權益來壓制小區發展的期待（文林苑）。如果這場反服貿的反自由化、反全球化的“左派風暴”破滅了臺灣加入ＴＰＰ及ＲＣＥＰ的憧憬，實則將迫使臺灣在9成以上的出口市場中較競爭者多付5％至10％的關稅；然而，這似乎不是“左派”想要面對及回答的問題。“左派”當然也不在意臺灣的泡面在英國賣不過韓國！

　　“左派臺獨”可以抵制服貿協議，甚至可以用《兩岸協議締結條例》否決整個ＥＣＦＡ架構；但是“左派臺獨”不可能讓ＴＰＰ及ＲＣＥＰ等巨型ＦＴＡ簽不成。也就是“左派臺獨”可以拒絕全球化，但絕無可能阻擋全球化。那么，當臺灣在9成出口市場要多付10％關稅，當臺灣因全球化而被徹底邊緣化后，“左派臺獨”用什么條件來支撐它所承諾的高環保、高工資、高社會福利的“社會主義‘臺獨福利國家’路線”？其實，當臺灣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后，結果必然是在經貿上更依賴中國大陸。

　　所以，“左派臺獨”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技術性拼湊，試圖為“臺獨”抹上一層道德胭脂，其實卻是一個相互自噬的悖論：亦即，愈“左派”愈支撐不起“臺獨”；愈“臺獨”也愈支撐不起“左派”。在現實中，恐無可能出現“社會主義臺獨福利國家”這樣的烏托邦。

　　更根本的問題是：“左派”與“臺獨”往往只是政治運動的“籌碼”；操作者明知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卻用它來煽動仇恨斗爭的情緒。蔡英文在2008年領導反ＥＣＦＡ，即是“左派臺獨”的經典之作；但到了2012年大選，她卻概括承受了這套“傾中賣臺／喪權辱國”的“馬桶政策”。至于蔡英文認為“在地經濟”似乎可以“無中生有”，但看看高雄六合夜市的大陸游客，那該叫做“在地經濟”或“兩岸經貿”？學生可以玩弄“左派臺獨”的時髦，但蔡英文豈能不知其中的虛無？

　　如果學運領袖能夠領略“真正的中華民國路線”是臺灣唯一的生路，則發動一場催促“立法院”通過“不動產實價課稅”的大游行，那也許才真有幾分“左派”的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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