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2日發表評論說，民進黨和臺聯黨日前一口氣提出800多個變更議程案，成功杯葛“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復議案，使該案無法在會期結束前過關。在這種情況下，“兩岸服貿協議”及“自由經濟示范區”的審議與通過，便更顯得遙遙無期。

　　兩岸之所以要簽服貿協議，是為了要后續簽訂ＦＴＡ、加入ＴＰＰ與ＲＣＥＰ作準備，這些都是著眼于臺灣的經濟發展。但經過“反服貿”學運的抗爭，再加上“立法院”的議事抵制，臺當局推動經貿政策的內在和外在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關注“服貿”及“示范區”審議進度的同時，臺灣其實更應從全方位戰略去思考并厘清臺灣的經濟戰略，如此，也許更能看清根本問題所在。

　　臺灣前“副總統”蕭萬長稍早曾為臺灣的經濟開了三帖藥方，包括洽簽ＴＰＰ與ＲＣＥＰ，落實“行政院”所提的“三業四化”，以及推動都更、航空城等建設；這些，都是臺灣拼經濟不能不的路徑。在全球區域經濟組織縱橫交錯的當下，臺灣有必要盡速擴大結盟，以免自外于全球化的浪潮，這不應只是執政黨的經濟戰略，也是在野黨無可回避的責任。然而，臺當局在宣揚簽署ＴＰＰ或ＲＣＥＰ的好處時，也不能太過簡化，忽略了其他環節。以下，我們提出四點提醒。

　　首先，自由貿易協議的簽署，不能與產業政策脫離。臺灣財經首長曾多次公開表示，要透過自由經濟示范區的開放、自由，來紓解臺灣經濟之悶。“開放，經濟就不悶了”是不少島內官員在制訂經濟政策時的迷思，信仰的是芝加哥學派“市場開放、必然提升效率”的理念；但這樣的“市場至上”邏輯，不僅在6年前的金融海嘯已受到批評，在實務上也漸顯站不住腳。

　　看看鄰近的例子，新西蘭在簽署自貿協議時，一定也想著推廣其農牧產品，而韓國也一定在算計如何透過ＦＴＡ多賣他們的汽車；這是韓、新簽自貿協定背后的產業戰略。同理，臺灣在推動加入區域經貿組織時，產業戰略布局是什么，財經官員必須要多所思慮，不能緊抱著過時的“市場至上”、“產業中立”的理論食古不化。

　　其次，要想加入國際經貿組織，要與財經政策相搭配。目前臺灣對外經貿談判，是由臺當局“經濟部國貿局”主責，談判的細節固然有其機密性，但是部會內部或跨部會間的橫向聯系，卻不能自相阻隔。

　　再者，行政院以“三業四化”去批注經濟“創新”，論述其實相當單薄。所謂“三業四化”，是指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服務業國際化、傳產業特色化；這些口號對仗工整，惟欠缺執行策略與經濟理路，比較像科層官僚文宣。放眼國際，不論是理論文獻或是硅谷實務，都有相當多的創新事例可資參酌；臺灣財經部門必須多做些功課，才能收實效。

　　最后，臺灣要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社會溝通是極為必要的。經驗顯示，全球化對經濟的總體長期效益即使是正面的，但是若干“個體”在短期內所受到的沖擊卻可能是負面的。這些沖擊，有時也涉及文化層次或公平層次，臺當局絕不能以“民眾要識大體”的傲慢姿態應付。

　　評論還認為，從自經示范區到簽署區域自貿協議，馬當局的經濟策略，似乎仍循著蔣經國30年前“自由化、國際化”的路線思考。但自由化與國際化只是經濟突破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徒自由開放，不足以保證經濟繁榮，觀諸歐洲西、葡、法諸國的萎頓，早有明證。全球經濟環境瞬息萬變，經濟藥方當然不可能卅年一成不變。服貿協議的一波三折固值得憂慮，但臺當局財經官員的戰略思維更須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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