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1日社論指出，臺灣“國發會”日前公布對未來4年經濟目標，經濟成長率訂在平均2.5%至3%，臺灣“國發會”顯已認定臺灣進入“新平庸時代”，外界或許稱許 “國發會”務實，但我們擔心“新平庸心態”下，最后恐怕連小確幸都難保。

　　從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后，全球經濟不復過往強勁成長，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落入較低的經濟成長中，數年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固然步履蹣跚，徘徊在衰退與零成長間，即使是在金融海嘯后挺住全球經濟成長陷阱的大陸，近3年也走入緩增長的“新常態”，許多原本經濟表現強勁的發展中國家，也較過去掉了3到5個百分點的成長率。

　　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以及臺灣“央行”總裁彭淮南都曾形容：持續低成長的“新平庸”時代已然來臨。所謂“新平庸”是指不太好、但也不太壞的狀況。臺灣的經濟與社會氛圍就是典型的“新平庸”；金融海嘯之前幾年，年經濟成長率大致在5%到6%左右，海嘯之后，除了2010年的大反彈出現10.63%的高成長外，經濟成長率再也跨不過4%的“天險”，每年經濟成長就在1%到3%之間打轉，近兩年更淪為“保1”。

　　問題是，新平庸與小確幸不會理所當然地永遠存在，臺灣地狹人稠、天然資源不足，生存發展必須依賴國際貿易，國際貿易需與與其他國家競合，必須具備強大的競爭能量。一旦臺當局、企業與民眾都把低成長視為常態，不思突破改變，低成長預期就會讓民眾縮減消費、企業減少投資，安于小確幸，只在新平庸中求安穩，其結果就是經濟日益下滑。臺灣又屬于已開發小型經濟體，對國際經濟變局承受力較低，但控制風險必須具備一定實力，否則很容易隨波逐流。平庸經濟的最后，可能連平庸、小確幸都無法如愿。

　　不幸的是，臺灣很可能正墜入向下漩渦中，民進黨執政又加劇了此一下墜趨勢。民進黨當局雖然提出各種產業政策，看似重視經濟與產業發展，但實際作為背道而馳。不論是加深勞資糾紛與提高企業成本的勞動政策，或是讓企業投資動彈不得的環保政策、被公民團體“綁架”而萬事難為的施政步伐，甚至讓企業擔心缺電的能源政策、緊縮的兩岸關系，都讓企業對“投資臺灣”更為保守與觀望。

　　這點可由島內超額儲蓄金額節節高升看出。超額儲蓄是指島內儲蓄超過投資的金額；臺灣儲蓄率一直偏高，但在經濟快速成長年代，臺當局與民間投資都多，超額儲蓄問題不嚴重。但2009年金融海嘯后，每年超額儲蓄都超過1兆元（新臺幣，下同），2015年更超過2兆，去年預測將達到2.6兆元，以目前的投資意愿看，這個數字今年只會更高、不會變低。

　　民間企業如此，政府表現亦是謹小慎微。經濟表現差，臺當局不但自我限縮于財政平衡思維，不敢大手筆祭出財政政策，更受到意識型態限制，把所有沾上“中資嫌疑”的投資往外推，讓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能力成為全球倒數幾名；在廢核神主牌陰影下，民進黨上任不久就出現限電危機，連“經濟部”都承認缺電風險高，要趕快興建緊急供電機組計劃，為了非核家園這塊神主牌，蔡當局就是非廢核不可，這等于把臺灣的供電往死里推。

　　如果我們好好盤點臺灣各種條件，可以發現臺灣仍有雄厚的本錢，雖然近年已逐漸流失中。臺灣累積數十年的制造業基礎仍在，科技產業技術亦仍足以爭鋒，民間資金雄厚，幾乎沒有外債；臺當局財政雖困窘，但債務余額占GDP比重只有35%，遠遠低于許多地區的70%、80%，甚至超過100%；臺灣經濟仍有奮力一搏之能力。

　　但如果繼續因循舊規，不從心態上做出改變，就不可能掙脫“新平庸”，經濟恐將長期陷入低成長、甚至停滯的困境。

　　臺當局應把施政重點拉回經濟，首先要暫時“忘掉”債務問題，大幅加大公共建設投資力道，提出類似當年十大建設、六年“國建”等足以提高臺灣競爭力、對臺灣有“質變”效益的建設。在民間投資方面，應排除走過頭的各種環保、土地干擾，同時調整能源政策，讓供電風險不再是影響企業投資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