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出刊的香港《亞洲周刊》今年21期刊文說，多名工人自殺，富士康亮警號。富士康領導者對于“人”的問題，處理原則一直是“合情、合理、合法”，但面對快速變化的中國社會，如何改造人心，不只是“合法”而已，要激勵人心也不只是“合理”物質酬庸而已，這也是中國整個制造業的挑戰。

　　文章摘編如下：

　　在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日前傳出第九起跳樓自殺，讓自殺的“意外”有可能蔓延成“常態”，也可能成為企業家郭臺銘(圖)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郭臺銘五年前就提出“人海戰術”為主的制造業一定要轉型，但是身為全球最大電子專業制造公司，光是在深圳就有四十萬名員工，要做轉型談何容易？但若能從本質上思考制造業人力創新，或許這次危機正為未來龐大的企業奠基。

　　從二十世紀初福特主義的流水線開始強調工人在制程中效率的合理化，但忽略了人心的疏離和異化，一直到八十年代開始日本豐田汽車提出了質量圈的做法，讓分享和團隊合作取代流水線的冰冷，其實，歐洲瑞典汽車業早就發展出了彈性的專門化，多技能工人，被社會學者歸類成后福特主義。

　　盡管最近歐洲車業被強大的中國汽車業所收購，但是工作場域和績效數字與人的關系，先進國家已思考了百年，當先進國家把制造外包中國，企業不只是要思考如何放大，更要思考如何轉化的問題，這種轉化還要思考員工、社會的背景，誠如連福特主義背后也有三大支柱：凱恩斯宏觀經濟學、配合從軍事化管理發展的泰勒主義勞動組織基礎，以及政府管理的社會民主模式。這三大支柱相輔相成，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為戰后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框架。

　　從社會的角度看，一百年前學者涂爾干早開始研究個人自殺與社會鏈的關系，中國十五至三十四歲人群中，自殺是死亡原因的首位。而自殺和心理息息相關，富士康也特別針對中國群眾心理，搬出了宗教大師舉辦法會，算是貼近中國群眾的心理。

　　從產業的觀點來看，盡管自動化生產電子手臂及機器人進步快速，但人力永遠是擁有無限想象的生產力，特別是高階人力。盡管近年來鴻海也往通路服務轉型，但是毫無疑問，制造是富士康傲視全球的強項之一。

　　郭臺銘對于“人”的問題，處理的原則一直是“合情、合理、合法”，但是面對快速變化的中國社會，如何改造人心，不只是“合法”而已，要激勵人心也不只是“合理”的物質酬庸而已，也是制造業的挑戰，這也意謂著要用比目前還寬廣的高度來看人力資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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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