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工商時報》1日針對臺灣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發表社論。社論指出，面對老齡化問題，應該有全面性的規劃和執行方案。傳統的老人安養制度在社會發展沖擊之下幾近崩潰，民間的“老人會”或“老人互助會”油然而生，卻缺乏相應制度規范，行業內部亂象叢生。寄望相關部門能夠順勢修改相關規定，將“老人會”或“老人互助會”予以嚴格規范，讓不被商業保險接納的老年人可以用互助保險方式得到適當的保障。

　　社論摘編如下： 

　　《禮記·禮運大同章》：“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其中“老有所終”即指讓老年人能夠安養晚年。老人安養問題對于臺灣社會已經不容忽視，因為臺灣社會人口老化速度十分驚人。1982年時，臺灣地區的老化指數僅14％，去年則已達68.6％，不到30年間上升了54.6%，其中近3年間就大升10.5%。65歲以上老人在99年底人數達248萬7,893人，占全部人口的10.74％。按照聯合國定義，一個國家（地區）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超過7％，即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因此臺灣不但已經是個高齡化社會，而且還是老化速度極快的社會。老人安養若不及早妥適規劃，將是社會安全問題的未爆彈。 

　　對老人安養的重視，絕非只是各黨派政客們每逢大選才提的“老人年金”、“老農年金”加碼，而應有全面性的規劃與執行。當局對老人安養的規劃與介入，已經逐漸成為當局的新增天職。2010年的“老人福利法”乃因而制訂，其內容范圍雖然廣泛，但卻多為綱領式的指導原則。 

　　傳統社會的“養兒防老”，原本是民間自發性的老人安養制度，既不增加當局的財政負擔，也讓老年人在含飴弄孫中得到尊重、喜樂與照護。這原本是最理想的“老有所終”情境與制度，然而由于社會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興起，在不知不覺中，這個“養兒防老、含飴弄孫”的溫馨制度，已經不可能普遍存在。由于社會變遷的速度太快，傳統的“養兒防老”竟有轉成“防兒啃老”的現象：老人家不但無法倚靠兒孫孝養，反倒要資助兒孫生計；這樣的“蠟燭兩頭燒”，上焉者的老人家還得善終，下焉者則不時傳出子女爭產，甚至忤逆攻擊老人家的人倫悲劇。此外，在工業化與都會化的大環境下，年輕人在都市忙于工作以求餬口，老人家留守家園淪于貧病交迫，亦時有所聞。 

　　另外，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實在太快，以及前述“養兒防老”社會安全制度的崩潰，目前占全部人口10.74％的65歲以上老年人，除了領取月退俸的退休公務人員之外，多半都未及做老年生活的財務與健康規劃，尤其在防老規劃的商業保險上普遍呈現不足現象。并且，以65歲的高齡，從商業保險的標準而言，都是高危險群，常遭拒保，即使被接受投保，其所負擔之保險費率也令人咋舌，甚至理賠條件也更為嚴苛，因此電視廣告上的“保證保”老人保單，并不表示“保證理賠”；畢竟保險公司是贏利事業，而非慈善機構。 

　　因此，在沒有積極協助、兒女無以為賴、商業保險又像吃角子老虎的環境下，民眾只好自力救濟。民間的“老人會”或“老人互助會”乃油然而生，但其中良莠不齊，有真正互助、互惠、互利者，也有以保險詐財吸金者。既然還無法提供完整的“老有所終”制度，就應當對民間自力救濟的團體有所規范，至少應有專責管理機關與完備管理法令，而不是平時令其自生自滅，出事時再互相推諉卸責。 

　　事實上，關于保險事業的源起，雖然眾說紛紜，但其中最被接受的一種說法，是起源于早期西方宣教士到各處傳教，因交通不便、旅程遙遠、宣教當地的文化及政治差異等因素，宣教士的生命安全風險極大，因而各宣教士的家庭，定期將教會給宣教士的津貼中拿出一小部分作為互助金，以眾人之力幫助遇難之少數人，形成類似今日之互助保險公司(mutual life)或保險合作社，參與者均持有部分之股金。今日的老人會或老人互助會，若健全經營，則與前述保險事業之起源極為近似。 

　　依照現行島內相關規定，保險業是高度管制的行業，未經主管機關核準經營保險業務者，應勒令停業并罰款。保險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換言之，現行法令允許會員制的保險合作社存在，然而又有規定只允許申請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保險業，其設立門檻為新臺幣20億元。“老人會”或“老人互助會”要自行設立保險公司來自保，事實上不可行。無論從設立門檻或組織型態，都與老人會或老人互助會的保險互助本意不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老人會”或“老人互助會”是老年人自力救濟的老人安養團體，保險只是其中的一種功能。與其寄望修改相關規定，不如由職司老人福利的島內相關部門在“老人福利法”設置專章，將“老人會”或“老人互助會”予以嚴格規范，對其得辦理或不得辦理之事項明確條列，并將有關互助保險的部分排除保險法的適用，讓不被商業保險接納的老年人可以用互助保險方式得到適當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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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