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十多名教授涉嫌不實報銷案，被檢方以貪污等罪名起訴；臺灣“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及“教育部長”蔣偉寧為此聯名聲明，表達憂慮與呼吁。臺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三長與檢方看似針鋒相對，壁壘分明，但沒有根本差異。社論文章將三長態度與幾種類型行為進行對比，得出結論：三長及檢方，與全體民眾，已可在本案找到一個明確的共識，那就是：“案件的類型不同，我們對案件的態度也不同。” 

　　社論摘編如下：

　　臺灣十多名教授涉嫌不實報銷案，被檢方以貪污等罪名起訴；“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及“教育部長”蔣偉寧為此聯名聲明，表達憂慮與呼吁。雙方看似針鋒相對，壁壘分明。  

　　然而，迄至目前，我們卻看不出雙方有何根本差異。朱翁蔣三長亦主張法辦貪污，但不可造成冤錯；“法務部”則稱已經區別輕重，網開一面，但貪污仍應法辦。然而，如今形成的社會印象卻是：三長只知護短，檢方則濫訴無辜，這些恐皆未必是如今事態的真相與全貌。 

　　三長的公開聲明，開宗明義即舉出“兩種類型”的比較，茲稱之為“甲類型”與“乙類型”。甲類型：“如果教授以假發票報領經費拿進口袋，或是用此經費購買與研究無關的私人物品（如名牌包、家用電冰箱等），我們認為絕對要依法究辦，不應寬貸。” 

　　乙類型：“但是，假如以假發票報帳購買另一項研究器材（例如用三個碳粉匣的發票實購一個電腦螢幕），也沒有一毛錢進私人口袋，那么畢竟不是貪污治罪條例所該適用的對象。”

　　準此，三長表示：“假發票案的類型不同，我們對不同案件的態度也不同。”  

　　其實，檢方在過濾相關案件時，似乎亦持同一立場：倘公款未入私囊，視情節輕重，或不起訴，或訴以偽造文書（乙類型）；另對類如買Ａ報Ｂ的情節，亦從輕處理；但若與廠商勾串以低價高報，而將“預放款”（回扣）留為私用者，即不寬貸（此可謂為丙類型）；至于利用職務詐取公款納入私囊就是貪污，沒有模糊空間（甲類型）；另外，還有居絕對多數的“丁類型”，早經檢方過濾掉了，以不起訴或請回結案。倘若此即檢方的辦案準則，豈不也是“案件類型不同，我們對不同案件的態度也不同”？ 

　　因此，就我們看來，三長及“法部”之間若有爭執，亦僅在“毋枉毋縱”四字而已。只是，各自站在職司不同的立場，三長可能較重“毋枉”，但法部可能較重“毋縱”。此皆人情事理之自然，不足為怪。 

　　這場爭論，有一個不可移變的中心準則，即是在現行法律下，倘將“公立大學”教授視為公務職位，則其人若將公款納入私囊，即可能被以貪污罪訴究；因此，三長也認為在“公立大學”教授的法律責任中，亦有“甲類型”存在，“絕對要依法究辦，不應寬貸”。此或即是“法務部”所稱的“沒有模糊空間”。只要雙方皆站在這個中心準則上，這場辯論的核心是非已可解決大半。 

　　民眾關切的是：檢方不宜將灰色地帶的“乙類型”、“丁類型”，辦成貪污罪；三長亦不宜為“甲類型”、“丙類型”說項。  

　　接下來可以一談的是，此事雖牽涉人數不少，但畢竟仍屬個案，不宜將之與“教育界、學術界、教授界”的全稱命題相提并論；畢竟，糾辦不法，不能視為與全體“教育界”為難。再者，亦不宜將涉案者的案情（如果是“甲類型”），與其是否為“研究杰出卓越者”混為一談；畢竟，即使是“杰出卓越的臺灣地區領導人”，若涉貪污，亦當法辦，教授又豈能免責？ 

　　然而，若說事態發展迄今，已有“制度共業”的意味，亦非全無道理。一開始，校園漸漸出現了便宜行事的“乙類型”、“丁類型”，然后就慢慢演變出監守自盜的“甲類型”，甚至惡化成教商勾結的“丙類型”。此種“制度共業”的形成，一方面是因涉案者的僥幸心理，另一方面亦因問責規范的失能；因而，這次檢方的動作，其實只是還原了原本早已應當運行的問責體制，可視為挽救“校園共業”的一個遲到的契機。 

　　如今，三長要為“乙類型”、“丁類型”發言，亦不愿社會誤解其是在為“甲類型”或“丙類型”撐腰。相對而言，倘若檢方真將“乙類型”、“丁類型”辦了貪污案，即是亂了分寸，自失立場。所以，三長及檢方，與全體民眾，已可在本案找到一個明確的共識，那就是：“案件的類型不同，我們對案件的態度也不同。” 

　　我們相信，若能把四種類型區別清楚，非但不會“重挫學術界士氣”，反更將激濁揚清，清新校園，提升學術界的尊嚴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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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