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28日社論說：兩岸道路問題確實是臺灣選戰的重要議題，但不是唯一的議題。因為老百姓最后看的是，誰能讓我日子過得更好。“笨蛋，問題在經濟！”屢屢成為最后選戰分勝負的關鍵。民進黨蔡英文提出“依循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建構穩定的兩岸關系”及“九二共識的詮釋和名詞問題繼續求同存異”兩說法，雖然內容含糊不清，但大致可說她希望“維持現狀”，不希望兩岸合作大方向出現急轉彎，不希望兩岸合作的關系往后退。對手戰線已經改變，國民黨選戰當然不能只打兩岸牌，經濟問題會是另一個重要決勝點。

　　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后，15年來臺灣經濟問題一直未能得到解決性的進展，反而因為政黨輪替，朝野立場不同，不問是非只問立場，一切為反對而反對，讓問題更加錯綜復雜。放開立場追根究底，臺灣的問題出在“四低”，低薪、低物價、低稅收及低費率。雖然從國際競爭力的評比來看，不論是IMF或WEF，上述的“四低”都是有利于投資環境改善及提升競爭力的重要項目，但觀察臺灣近年總體經濟的發展，顯然并非如此。

　　首先，低薪問題是島內消費不振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悶經濟的罪魁禍首。臺灣在1990年之前，經濟高速成長，因為所得分配平均，在社會變得富有的過程中，人民更有消費能力，民眾對經濟成長有感。但2000年后，因為所得分配惡化，經濟成長率雖然仍能坐三望四，民眾卻普遍無感。社會上分到果實的富有階級畢竟是少數，富人又多移往海外工作、海外消費，一般民眾卻長期薪資停頓。薪水是普羅大眾的收入，16年來無增長，低薪就造成社會主體購買力停滯，消費就不振，經濟低迷。

　　其次，“低物價”是雙面刃，大多數的時期，低物價環境有利于民眾消費，但若長期為之，對經濟成長還是有負面影響。低物價對零售商來說，意味著收入沒有增加。對制造商來說，國際進口原物料價格變貴，成本隨之提升，政府稅收不能減少，制造商難以維持利潤，只好壓縮零售商獲利空間，市場變得沒有吸引力。臺灣很多東西都賣得太便宜，像是10元新臺幣能買飽滿的紅豆餅或大大的水煎包，因為大家薪水低，所以不敢漲，以免流失客源。成本加上人工，不能計較太多利潤，東西只能便宜賣，但老板也沒有更多利潤可支付較好待遇給員工，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第三，臺灣是全球聞名的“低稅收”，低稅收使得政府在推動重大建設時綁手綁腳，基礎設施落后，經濟成長動能趨緩，最終形成“政府窮、人民窮、富人富”的現況。

　　第四，“低費率”讓人民享受廉價基礎設施，水費、電費、有線電視、停車、公車、火車等交通費率在國際上比較起來都是非常低，一方面造成水電難以節約，甚至浪費，另方面等于縱容及補貼高耗能企業，扭曲資源分配。造成臺電、臺水虧損，公營事業的虧損畢竟是要全民買單，不僅不符社會公義，也不見得有利于經濟成長。而長期“低利率、低匯率”，對于出口及投資雖有正面效益，但后遺癥愈來愈多，除了直接造成進口物價上漲、資金外流、削弱臺灣國際購買力及消費信心，更讓產業升級沒有誘因，間接拖累經濟升級轉型。此外，近期高房價的形成，低利率環境的助漲更是關鍵中的關鍵，其更衍生而出M型社會與貧富差距擴大問題等。

　　更重要的是，四低大環境下，讓富人有許多套利的空間。這幾年在金融海嘯過后的量化寬松環境下，資產價格高漲，擁有資本的人就能賺大錢。“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批判的資本報酬率大過經濟成長率及“世襲資本主義”、“贏者通吃”等現象都出現在臺灣，白手起家機會大大減少。年輕人對未來沒希望，只能追求小確幸，更衍生出少子化大問題。

　　在缺乏公義的經濟環境里，需要符合小老百姓“公平正義”的經濟政策，才能扭轉現狀，改變悶經濟結構。首先，要勇于開征能源稅，提高公用費率，提高房地產持有成本，增加空地、空屋稅改，藉增加富人繳稅及使用者繳稅、用愈多繳愈多兩手段讓通膨適度提高，物價溫和上漲，將可以活化經濟，經濟循環的頻率與強度增加后，民眾的薪水就能夠提升，才能找回經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