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后，臺北地檢署對學運的頭頭及骨干分子于昨日作出一審判決，宣判被告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等22人無罪。澳門《新華澳報》4月1日發表署名富權的評論文章指出，這是政治侵蝕法律的不良典型，它將會對臺灣地區今后的政治法律生態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文章內容摘編如下：

　　“太陽花學運”后，臺北地檢署對學運的頭頭及骨干分子，依“3.18占領臺灣地區‘立法院’的立法院案”、“3.23占領臺灣當局‘行政院’的行政院案”，以及“4.11包圍中正一分局”等3宗刑事案件起訴。其中的“3.18占領‘立法院’案”，涉及三項主要罪名，分別為：煽惑群眾占領臺灣地區“立法院”；在臺灣地區“立法院”中山南路門前聚集，涉嫌“違反集會游行法”；對議場執行驅離警員“妨害公務”。其中的“占領臺灣地區‘立法院’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經歷3年的冗長審判程序，昨日作出一審判決，宣判被告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等22人無罪。臺北地檢署聲稱，待收到判決書后，經研議再決定是否提上訴。而一些“獨派”社團已經向臺北地檢署施加壓力，要求其放棄上訴。至于“太陽花學運”中的“3.23攻占臺當局‘行政院’”部分，臺北地方法院訂于4月10日宣判。陳為廷等被告向地院“嗆聲”，要求其比照“占領臺灣地區‘立法院’案”，作出無罪判決。

　　臺北地方法院是參酌有關“公民不服從”（又稱“公民抗命”）的學說，并比照其七大要件：一、抗議對象系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之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二、須基于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之目的為之；三、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之關聯性；四、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五、適當性原則，即抗議手段須有助于要求目的之達成；六、必要性原則：無其他合法、有效之替代手段可資使用；七﹑狹義比例原則：抗議行動所造成之危害須小于要求目的所帶來之利益，且局限于最小可能之限度；認為“太陽花學運”完全符合以上七點要素，因而認定其為“公民不服從”行動，因而判決所有被告皆無罪。

　　然而，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學說，“公民抗命”還需符合以下的原則，那就是活動須和平、理性及非暴力進行，參與“公民抗命”者其后需愿意接受法律制裁。香港“占中三子”最初在策劃“占領中環”行動時，也是將活動設定為靜坐，并任由警察抬離現場，及要求參與者不要作出任何暴力的行為，包括當警察清場時，也不要反抗。因此，當他“吹雞”（吹雞：吹哨召集）提前發動的“占中”行動，發展到暴力抗法時，他也承認已經違背了“公民抗命”的“和平、理性及非暴力”原則，“預咗”（預咗；預料到）要接受法律懲處。實際上，戴耀庭就曾在媒體上為文承認，“占中”是明知故犯地違法，因而將會尊重法治(例如接受拘捕及承擔罪責)。因此，當香港特區法院對在“占中”過程中觸犯了刑事法律的參與者作出有罪判決時，其中的一名被告曾健超也就決定放棄上訴，自愿服刑，并發表公開信說明，“由參與社會運動的第一日開始，我已有心理準備及知道抗爭是要付出代價的。我明白當晚我所作的部份行為為法例不容許，我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點我從一開始都沒有否認。”

　　在“占中”行動持續到第十一天時，香港大律師公會就法治及“公民抗命”發表了聲明指出，“公民抗命”不足成為法庭上抗辯的理由，要交法官按法治原則來判刑量刑。聲明引述了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McEachern（麥凱克倫）首席法官在RvBridges案中的判詞說，“公民抗命”是一個哲學原則，而非法律原則。簡單來說，參與者故意犯法，目的在于引起別人關注，同時亦是抗議某些法律或政府行為的不公義。在參與者遭到刑事檢控時，“公民抗命”不能成為對有關控罪的答辯理由。一旦參與者因在“公民抗命”過程中的行為涉嫌觸犯法例而被起訴，若有足夠證據證明控罪，則無論行為的動機如何崇高可敬，在法律上亦不構成任何答辯理由，法庭也不會在審訊時對受審者的政治理想作出評價或裁決。

　　因此，對比上述有關“公民抗命”的原理，臺北地院對“太陽花學運”作出無罪判決，是片面地采納了其中合理的“公民不服從”的元素，而刻意避開其中不合法的“公民不服從”不得以暴力方式進行的部分，而且也是對“公民抗命”不能成為對有關控罪的答辯理由的原則的褻瀆，最少是失職行為。可以說，臺北地院的這個判決，是“政治侵蝕法律”、“民主破壞法治”的不良典型。它將會對臺灣地區今后的政治法律生態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首先，是政治侵入“司法”。按照法官在判決書中所采納的所謂“公民抗命”七要素，這是一個政治性的命題，亦即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McEachern（麥凱克倫）所指的哲學命題，在刑法中沒有的。其實，即使是“公民抗命”的原理，也是“搏坐牢”而引發同情。實際上，就是“很講人權”及“公民抗命”的發祥地美國，也沒有認為倘是涉及暴力的“公民抗命”是無罪的。而“太陽花學運”參與者沖進臺灣地區“立法院”議場后破壞公物，后來需要花費數百萬元（新臺幣，下同）修葺，這本身就是刑事毀壞，而且毀壞的對象還是公物，就更是罪加一等。

　　其次，在客觀上是為民進黨今后的暴力抗議開了一個口子。眾所周知，進行此類活動的，多是民進黨人。在“黨產會”瘋狂壓榨國民黨時，就有說，倘是發生在民進黨的身上，早就發動暴民攻打“黨產會”了，因而有人批評洪秀柱，只是遵循法律途徑“尋求公道”，而不是以較為激烈的手段進行自救。

　　現在民進黨執政，當然“當家不鬧事”。但“獨派”已經聲言，必須在今年內修改“公民投票法”，以降低“門坎”來實現“獨立建國”理念。不排除他們將會上街游行示威，向蔡英文施加壓力。倘遇到警察維持秩序時，他們采取暴力反抗，法院是否也將以“公民抗命”來“赦無罪”？倘此，聲稱要“維持現狀”的蔡英文，可能就被迫要屈從于“獨派”團體。

　　再次，今后警方在面對類似事件時，將會十分辛苦，無法維安。或是干脆不作為，以免被追究“迫害公民不服從”的“責任”。

　　當然，借此機會，也使得民進黨最具“殺傷力”的“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命題，被廢掉“武功”，完全失去正當性及效力。實際上，自“黨外”運動蓬勃發展及后來民進黨成立后，反對國民黨體制者頻密地進行街頭暴力活動，法院判其罪名成立。后來，民進黨也成為執政黨后，街頭暴力行動有所減少，但依仗權力進行貪腐的現象卻盛行起來，法院也依法判處了一些案件，包括陳水扁的貪腐案。但每當案件宣判后，民進黨人都悲切地高呼：“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經此一役，民進黨人倘再重彈老調，可能會笑掉天下人的大牙了。

　　其實，民進黨經過兩次掌權后，可能會演變為臺灣部分法院是“民進黨開的”了。這可從歷史現實去梳理規律：過去長期以來，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本土”意識強烈的“本省人”，在報考大學時多是選擇修讀法律、會計（或建筑設計）、醫學等學科，因而有“三師”之說，就是“律師、會計師（或設計師）、醫師”，這幾種專業的團體的意識形態，多數偏“獨”或親“綠”。倘其中的修讀法律者，經過訓練后進入“司法”機關，同情或傾向民進黨的檢察官、法官也就將會越來越多。盡管在理論上是必須遵守“司法”獨立，但也卻允許自由心證，這也就難保不會在行使法官的權力時，對涉民進黨人的官司作出有傾向性的判決。反而政治光譜是藍色的被告，其能獲得公平審判的前景堪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