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戰(zhàn)爭兩個甲子的輪回，“前事不忘，后世之師”，我們當然不能忘記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之禍。甲午不僅使中國這個“天朝上國”敗于“蕞爾小邦”，遭到前所未有屈辱，同時也使中國在東亞所主導的“天朝禮治體系”徹底坍塌。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天朝禮治體系”一直就處在西方列強爭相侵占和瓜分的風雨飄搖當中。在此過程中，正在全世界大肆進行殖民地爭奪與擴張的歐洲列強，包括后來崛起的美國無疑是主要的“劊子手”。但在“天朝禮治體系” 尚存一息、勉強維持之季，給它最后一擊、抽掉它最后一根支點的卻不是西方列強，而是來自東亞內(nèi)部的日本。中日甲午戰(zhàn)爭，使“天朝上國”失去了最后一個“藩屬國”朝鮮，標志著“天朝禮治體系”徹底坍塌。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天朝禮治體系”開始遭受外部壓力，到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短短五十多年就使這個在東亞運行了千年之久的地區(qū)體系分崩離析。為何“天朝禮治體系”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其中固然是列強入侵的外部原因，但也有“天朝禮治體系”本身內(nèi)在的問題。所以回顧甲午，我們還要以更寬的胸襟、更廣的視角、更自省的眼光來看待和分析“天朝禮治體系”，由此才會給我們帶來更深的啟迪。

　　“天朝禮治體系” 是東亞國際體系的原始形態(tài)，也有學者稱之為“朝貢體系”、“冊封體系”、“藩屬體系”等。在“天朝禮治體系”下，中國是“天朝上國”，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等外圍國家則是中國的“藩屬”。藩屬在名義上尊中國為“天下共主”，中國則在事實上“眷顧”外圍藩屬。為什么東亞國際體系的初始形態(tài)會是這樣呢？對于這一點，歷史學家給出了很多分析。比如相對封閉一體的地理環(huán)境、自給自足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中國早熟的封建體制、絕對的實力優(yōu)勢等，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則是來源于中國自身的政治理念。

　　中國自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被歷代王朝秉承和實踐的政治理念都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前提觀念認為，天地萬物天生就有高低貴賤、尊卑不同的等級和位置。荀子說：“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顧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榮辱》）在等級觀念下，儒家思想認為政治的主要功能是讓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本份行事，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如果每個人都安于你的等級和位置，各人干好各人的事，自然而然就可以實現(xiàn)萬物“和諧”和世界“大同”。靠什么來保證每個人都安心本職工作呢？《資治通鑒》開篇第一句：“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司馬光：《資治通鑒》）只要保證使每個人都遵守“禮義正名”，自然也就可以保證整個政治帝國的穩(wěn)定。那又靠什么來保證每個人都“尊禮守名”呢？“克己復禮謂之仁”，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最終，自我修養(yǎng)的“仁”便成為支撐整個政治秩序的基石。通過這一鏈條，儒家思想從理論上將建構人與人之間秩序的政治問題，轉化為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倫理問題。

　　以這樣的政治理念反過來指導政治實踐，無論在個人、家庭、國家、天下哪一個層次，自然都可以從個人修養(yǎng)出發(fā)，逐層外推建立起一套由里到外、層層一致的同心圓秩序體系，也就是實現(xiàn)“修、齊、治、平”，即《大學》所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大學》）既然身、家、國、天下都是按照同樣的理念來實現(xiàn)修齊治平的，那么嚴格踐行這套理念的中國，一旦具備了領土的廣大、實力的強盛、文化的優(yōu)越等客觀條件，自然可以將這一理念進一步外推，構建以自己為圓心、萬國和諧的國際秩序。

　　如何評價“天朝禮治體系”的政治效果？從歷史呈現(xiàn)上看，可以說“天朝禮治體系”既不緊密，也不穩(wěn)定。比如作為東亞地區(qū)第二大國的日本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天朝禮治體系的挑戰(zhàn)心理和挑戰(zhàn)行為。公元608 年，日本“遣使朝拜”國書中出現(xiàn)了“日出處天子（即日本推古天皇） 致日沒處天子（即隋煬帝）”字句，隋煬帝“覽之不悅”；公元663年，唐將劉仁軌在白江口大敗日軍，將日本勢力逐出朝鮮半島。從此日本開始向唐連續(xù)派遣“遣唐使”；公元894 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結束了唐代兩百年間中日官方使節(jié)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間基本沒有官方往來；公元1281年元世祖第二次遠征日本失敗后，日本人轉守為攻，開始從海上向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武裝劫掠，倭寇侵擾此后一直延續(xù)到中國明朝末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要求日本稱臣入貢，日本懷良親王進行了尖銳抨擊：“臣聞之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公元1592年到1598年，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明朝被迫對朝鮮予以支援。此次日本對天朝禮治秩序的正面挑戰(zhàn)，成為近代以后日本謀求東亞主導地位的濫觴。從中日關系的這個歷史過程上，不難看出“天朝禮治體系”整體的松散性和脆弱性。

　　綜合“天朝禮治體系”的形態(tài)、成因和效果，可以有以下幾點啟示：第一，在當時的西太平洋地區(qū)，除了朝鮮和琉球與中國相對緊密外，幾乎沒有國家需要借重天朝禮治體系來推動它的內(nèi)部發(fā)展，從而決定了天朝禮治體系必然是松散的；第二，中國在歷史上始終以“天朝上國”自居，本身既沒信念，也沒有意愿塑造“華夏和平”。中國只不過是以“天朝禮治”的名義，追求表面上的虛名和表面上的和平；第三，日本在東亞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有其獨特性，瞄準中國，謀求東亞地區(qū)主導權可以說是日本的千年夙愿。有學者說：“日本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對‘華夷’秩序采取一種游離的態(tài)度，不是由于它距中華‘絕遠’，而恰恰是它與中國僅僅‘一衣帶水’的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會諸系統(tǒng)同中國差異極大，而恰恰是它相當飽和地吸納了中華文明，創(chuàng)造出一種幾與中華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何芳川：《“華夷秩序”論》）所以“天朝禮治體系”的坍塌，具體表現(xiàn)上是由于中國甲午戰(zhàn)爭中失敗的歷史偶然，而從“天朝禮治體系”自身的形態(tài)、成因和效果上看，又是它自身脆弱性在劫難逃的歷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