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北洋海軍射擊訓練

　　1840年英國率先用堅船利炮沖破了東亞藩籬，相對一體封閉的東亞自此開始遭受西方列強的瓜分和侵占。在西方的重壓之下，東亞內部兩個主要國家中國和日本，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自強”反應，但這兩個國家卻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變革道路。日本等于是“開門揖盜”，在“脫亞入歐”等理論的先導下，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完成“自上而下”的徹底變革，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大量吸收西方文明，快速完成近代化并加入到列強“俱樂部”。與日本的徹底變革相對應，中國雖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思想先導，也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但在變革的道路上卻是舉步維艱，總體上仍是墨守成規、不思進取。這就是東亞地區兩個國家的兩種變革。

　　甲午戰爭不是中日兩國之間的首次較量，從倭寇活動到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中日為爭奪東亞主導權在歷史上就曾有過多次沖突，日本始終不能在根本上撼動中國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但甲午戰爭，包括此前入侵琉球、臺灣等，結果卻完全逆轉，為何？歸根到底是中日兩國在面對西方強權過程中完全不同的反應方式使然，甲午戰爭的戰場不過是這兩種反應方式針鋒相對的檢驗場。檢驗場上的較量結果，刀鋒劍影之間難免有這樣那樣的歷史偶然，但檢驗場下的準備過程，卻只有一步一個腳印、行與不行的歷史必然。對這種必然，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早已洞若觀火。

　　1884年，日本干涉朝鮮的甲申政變失敗，使日本認識到，只有打敗朝鮮背后的中國才能據有朝鮮。于是，在1886年日本伊藤內閣出現了對清“速戰”和“緩戰”兩種意見。當時擔任農商相的黑田清隆主張立即與中國開戰，他說：“中國自法戰以后，于海陸各軍力求整頓，若至三年后，我國勢必不敵。”而首相伊藤博文堅決反對“速戰”，主張“緩戰”，他說：“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出入，國庫尚短一千丁元左右。若避與中國、朝鮮交戰，款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為更變，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于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當法事甫定之后，似乎發奮有為，殊不知一二年后，則又因循茍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權大官，腹中經濟，只有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典。此時只與之和好。我國速篰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后，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戴逸等著：《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伊藤博文這里不僅評論了一個渾渾噩噩、反應遲緩的對手，更是表達了一個隱忍斗狠、蓄勢待發的日本。對于日本來說，此時戰端未開，對戰爭的勝負卻胸有成竹。“蕞爾小邦”對“天朝上國”何來如此自信？兩個國家兩種變革的截然不同使然。

　　著名史學家黃連枝先生曾評價過日本，他說：“日本始終有興趣獨當一面，在西太平洋地區以及整個太平洋地區建立一個宏觀體系，用以規范國際活動。從倭寇的活動、豐臣秀吉的戰爭、朱印船貿易及明治維新以后的一系列侵略戰爭，都說明了這個千古不易之意圖。但它的一連串失敗又反映出，日本人不可能建立起‘大和和平’。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政治地理以及它缺少建立霸權所需要的自然和人口資源，還有在文化上，它沒有表現出‘獨創一格，自成一體’的能力與潛質。歷史上它雖對佛教文明和中華文明有很廣泛深刻的吸納，卻未見有新的開創和發展，而明治維新以來，亦未能擺脫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巢臼。”雖然如此，我也要看到日本明于學習強者的徹底、善于吸收先進的全面、勇于開創變革的果決。這是日本自身的特質，也是真實的日本。

　　較之日本，中國不僅有更為宏大的體量，也有更為宏大的胸襟，但中國在變革道路卻走得異常艱難。美國著名的中國學者費正清曾有過分析，他說：“傳統的中國并非一成不變，也不是靜止或毫無生氣… …制度和文化的持續性曾經產生了體現為氣勢磅礴和堅守既定方針的慣性，而非不動的惰性。兩千年來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慣性，說明了為什么中國近代反對那種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長的道路。”重型卡車較之小轎車必然難以轉向，這是慣性使然，中國亦然。這是中國自身的特質，也是真實的中國。

　　分析戰略較量的勝負不能把眼光僅僅放在較量場上瞬間的偶然。對比中日兩國之長短，一百二十年前中國的甲午之敗，可以說中國既敗于日本之長，又敗于自己之短。從中國自身來說，中國外敗于日本，內則敗于自身的變革。揚己之長、克己之短是戰略較量的永恒真諦，是任何一方搶占先機的必然遵循。如何在新的一輪戰略競爭中我們把握先機，主動權實際仍在我們自己手中，關鍵在我們如何推進自身的變革。變革的進展如何，認識最真切的一是自己，二是對手。一旦你自己認識不到，對手會幫你認識到，但那時的代價必然是慘痛的。（作者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