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運動至今已經滿月。有評論指，北京未能事先洞察香港政情民意。這一批評或有失公允，但并非毫無道理。從系列涉疆恐襲事件到當下香港街頭抗爭，事實證明，要有效應對非傳統威脅、滿足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我國情報系統急需升級換代。

　　首先，我國急需建立跨部門的情報協調機制。“9·11”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指出，情報機構間缺乏交流是未能阻止事件發生的主因之一。為汲取美國教訓，我國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設立國家情報工作領導小組，統籌情報工作。但有學者稱，不到生死存亡關頭，部門利益很難讓位于國家利益。此言不虛。“9·11”事件13年后，美國會眾議院才通過法案，決定設立統管全國15個情報單位的國家情報局長職位。

　　2006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談到反恐時說，“長期戰爭的勝利歸根結底依賴于戰略傳播”。何謂戰略傳播？在我看來，就是情報作業、政策制定與執行、傳播作業的三位一體化。戰略傳播要求所有國家權力部門協調一致，要求官(軍、警)民深度融合。根據近期披露的數據推算，美國與反恐、安全、情報相關的私人機構數量是政府相關機構的3倍多。我國的官(軍、警)民融合理念與模式應與時俱進，相關融合亟待大力推進。

　　第二，我國需賦予情報機構新職能。我國的對外傳播人員往往不在“現場”，僅靠第二手信息無法深刻理解問題的復雜性和敏感性，加之缺乏科學制導，理念陳舊、手段落后，其“影響力行動”難免事倍功半，甚至事與愿違。所以，我國應考慮賦予情報部門以特定條件下的“環境塑造”職能。

　　反恐是思想戰，極端意識形態是戰略重心。法國反叛亂專家大衛·格魯拉總結出了反叛亂四法則：民眾的支持對反叛亂者和叛亂者都是必要的，支持是通過活躍的少數人獲得的，民眾的支持是有條件的，努力之強度與手段之廣度都是必要的。有專家指，反恐需要至少80%的政治戰與20%的武力戰。依據國際慣例，處于反恐一線的軍情系統應享有開展非軍事行動的權力。

　　第三，更新情報作業理念。當下，我國急需糾正重戰術情報、輕戰略情報的傾向。反恐戰本質上是心智戰，那么如何打贏心智戰？美國國防部軍力轉型辦公室前主任亞瑟·塞伯羅斯基指出，“對敵人及其文化與社會的理解，可能比了解其戰斗序列更為重要”。

　　第四，推動情報流程再造。建立數據庫是信息時代情報作業的必然趨勢，其優勢有二：避免重復作業，有效降低成本;便于甄別驗證、補充完善。總之，數據庫既是情報組裝流水線，也是情報甄別與分享平臺。與此對照，我國還要求“情報要素齊全”，理念之陳舊令人扼腕。

　　近悉，我國擬建立國家反恐怖主義情報中心和跨部門情報信息運行機制，令人振奮。這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要探索，也是國防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筆者相信，在中央矢志“反腐”“整黨”“強軍”的時代背景下，推動情報體制改革的時機已漸趨成熟。(畢研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