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50周年紀念日，一場“戈壁情懷”座談會在軍事醫學科學院舉行，會上放映的一部紀錄片讓幾十名頭發花白的軍隊醫學專家熱淚盈眶。他們都曾參加我國核試驗生物效應研究，為我國軍事醫學防護研究事業貢獻了青春。

　　“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主持座談會的一級教授王德文，朗誦起保爾·柯察金的名言。他今年76歲了，是我國唯一全程參加核試驗生物效應研究的醫學專家，至今還帶領團隊在新武器效應與防護研究領域跋涉不止。

　　“這是絕密，必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

　　1964年4月30日，王德文所在研究室主任劉雪桐把他叫到辦公室，緊閉房門，鄭重地說：“國家要進行核試驗，我們奉命組建生物效應研究分隊，組織上決定讓你參加。”一股熱血沖向王德文的頭頂。

　　劉雪桐接著說：“這是絕密，必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王德文堅定地回答：“決不辜負組織信任，堅決完成任務！”

　　隨后，在我國停止核試驗之前的32年里，王德文和同事們28次赴戈壁、進大漠，闖爆心、踏沾染，有的獻出生命，有的落下殘疾，但他們從沒退縮，用忠誠和奉獻，將我國防原醫學研究推進至世界前列。

　　“文革”期間，王德文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孝子賢孫”，不能到實驗室工作。他十分痛苦，但堅信“保衛祖國的事情總得有人干”！白天受批斗，他就晚上在家里偷偷研究從大漠戈壁背回來的標本，查閱積累資料，沒有一天中斷過研究。

　　1996年，我國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許多人勸王德文：搞軍事課題研究任務重，經費少，成果保密，無名無利，正好趁機轉向民用醫學，憑你的威望，一定能開拓出廣闊天地。一位老友為他“支招”：腫瘤患者越來越多，搞這方面的研究肯定有市場。

　　“軍隊科研人員怎么能被市場牽著鼻子走？那會成為金錢的奴隸。”王德文說。此后，他緊跟武器發展進程，牽頭組建了全軍重點實驗室，對高新技術武器的致傷規律和防護展開全面研究，把事業拓展到新的領域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