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解決這一問題 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中國

　　過去數千年里，人類經過艱難摸索，才形成當前西方這套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模式，逐漸達到現在這種發達和富裕程度。客觀地說，人類發展到這一步相當不易，西方在很長時期內給世界樹立了標桿。但問題是，現在西方開始后勁不足，其能量基本快要釋放殆盡，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所謂民主制度的政治能量。

　　西方民主制度自文藝復興后從17世紀開始萌芽，經過18世紀和19世紀的茁壯成長，最終在20世紀成型。這種民主制度與當時人類所能擁有的先進工具或技術手段相對應，或者說被這些工具和手段所推動。以法國大革命為例，當時第三等級和資產階級聯起手來對抗王權，其力量與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獲得的工具相一致，即政黨制和報紙。它們用這兩種方式組織和動員社會力量，最后成功并創立了民主制度。

　　本質上講，民主制度就是多數決定論，用選票來做出選擇。可是如果絕對實行民主，它就很可能成為多數人的專政甚至暴政。如雅各賓派所做的那樣。這時就亟須照顧少數人的利益，因此自由的概念變得同樣可貴。換句話說，民主和自由只有在面對王權和專制時才是“盟軍”。一旦民主制實現了，民主就成了自由的敵人。對于這些問題，西方一直沒能很好地解決，因此才最終導致了現在西方民主制的衰落。

　　作為最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美國的衰落就是西方那套體制和模式出現危機的體現。如果泛泛地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在衰落，可能有人會不服氣，因此我們要從原理上揭示這種衰落。

　　美國的衰落某種程度上恰是美國的創新所致，或者說是互聯網觸發了這個衰落過程。因為互聯網是新工具，它將促使人類創造新的民主路徑。當年西方第三等級和資產階級借助政黨制和媒體來組織動員民眾進而創造民主制度，但那種方式在互聯網時代已然過時。現在，當年作為民主制重要工具的紙媒在互聯網面前呈現整體性衰落。當每個電腦或手機終端都變成了投票器時，誰還那么在乎報紙呢？多黨制也已不再是民主的標志，而是淪為集團私利的代表，這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臺灣都是如此。這就意味著西方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工具和平臺都已衰落，而其本身又沒找到新的方式。看看美國當下剛剛拉開大幕的總統選舉，如何越來越像一出鬧劇，就明白這種劇目正在過氣，因為美國今天已經創造不出“互聯網民主”了。過去政黨和報紙都是用來表達民意，但現在兩者都成了過去時，因為互聯網時代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它們來表達民意。互聯網早已可以不通過議會或紙媒去表達民眾的訴求。因此我說西方民主制的衰落，不是指民主這個抽象概念的衰落，而是支撐其民主制的要素在衰落。

　　就此而言，美國根本不必擔心它與中國陷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因為它根本不是被挑戰者打敗，而是敗于自身的技術創新。美國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發明、完善并普及了互聯網，但互聯網卻將無情地埋葬霸權。互聯網在誕生之初面目可愛，讓很多人趨之若鶩，因其在經濟產能、政治影響、軍事力量、文化擴張等各個方面都能起到“倍增器”作用。但在普及后，互聯網立即露出其悖論的另一面，即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特征，其結果就是消解權力，其中包括美國擁有的霸權。

　　中國有望解決好世界性共同難題

　　作為世界經濟的引擎和火車頭，中國在上游拉動資源國家，下游拉動市場國家，這種舉足輕重的地位決定了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當今世界，有關任何國際問題的討論都無法缺少中國因素。雖然有人為了貶低中國，指摘中國人均GDP不足，但這毫無意義，因為一國人均GDP高并不必然意味著世界性影響，比如瑞士、盧森堡和其他北歐國家。中國有世界性影響源自一個獨特因素，即中國是所有世界性大國中政府權力集中程度最高的國家，其對資源的支配能力和效率遠超其他國家。

　　不過，雖然我們不必在意別人就中國人均GDP高低說三道四，但每當官方公布人均收入之類的數據，總有國人開玩笑說“我是不是拖了國家后腿”，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中國確實面臨二次分配問題，即從初級富裕向中等富裕邁進過程中如何解決公平問題。毋庸諱言，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落入利益集團腰包，這是中國今天面臨的嚴峻問題。這個問題一旦解決，就不會再有任何力量能阻擋中國的發展。

　　但需指出的是，二次分配問題并非中國獨有，而是包括富裕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所有國家都面臨的難題。為什么呢？因為不管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未找到最好的公平分配辦法。面對這個各國都沒能解決好的問題，誰也不要五十步笑百步，誰解決得好，誰在將來就是世界領先的國家。

　　美國如果能改變好，那它確實可能會如總統奧巴馬所期望的那樣繼續“領導世界100年”。但美國是個已經定型的國家，它要有所改變，想要打破既有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和利益格局不是簡單的事，為此它甚至需要改變現有的法律和價值觀。而我認為中國解決和改善這一問題的可能性更大，因為中國還處在向富裕國家邁進的過程之中，整體還未定型，整體價值觀和法律體系還未最后形成，因此比較容易改變。既然已經認識到二次分配不公問題是成為領袖型國家必須解決的關鍵課題，那么中國必須在成為這樣的國家前，先行瞄準這一目標，對自己進行創造性調整，將價值觀和法律體系向著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方向調整。如果中國率先解決這一問題，那么它不僅將會締造一種獨特的大國模式，而且對整個人類來說都將功莫大焉。

　　中國的大國模式必然與美國不同

　　雖然美國學者福山最近幾年頗受關注，但我覺得他對人類政治和社會的了解仍未達到透徹的程度。因其根本沒弄清楚這個世界到底在被什么撬動和改變，也不知道技術如何改變社會形態和人們的心態。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不是技術決定論啊？其實不是。客觀而言，每種技術都改變了當時那個時代人類對自身及社會的認知，這種改變會融入人類基因并傳承下去。整個人類社會就是這樣一步步才走到了今天。

　　如我所言，如今的美國已經處在成型后的固化狀態并漸失可塑性。但中國還處在成型前的軟化狀態，有極大的可塑空間。互聯網在技術層面天然地迎合和支持中國提出的世界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主張，給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美國在衰落而中國在崛起的原因所在。

　　相對于支撐美國大國地位的要素，支撐中國大國地位或大國模式的決定因素一定會有所不同。如果完全一樣，中國的大國崛起就沒有意義了。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解決自身問題的同時，也要解決世界性難題，這就要求中國必須找到適合自身且前所未有的獨特發展路徑。 （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