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該到哪里討公道

　　不少只要認真調查就可得出明確結論的學術官司，卻三年五年擱置在那里，沒有任何權威機構出來裁決

　　醫學教授肖傳國10月10日被一審判處拘役，對這場由“學術打假”升級而來的“雇人襲擊”事件的討論卻遠未結束。“肖教授太冤了，方舟子這種小人就該打”，“判得太輕了，將來誰還敢學術打假”，這種“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的爭議，還在持續。

　　科學是最公道的東西。1加1不會因為你是國王就等于3，地球也不會因布魯諾的火刑就停止繞太陽轉動。然而科學家之間的不少紛爭，現在卻要向外行的公眾“討公道”，甚至像肖傳國那樣動用“私刑”，如此情形令人警醒。

　　肖傳國雇兇傷人，當然是極罕見的案例。但如果因此而被這種小說式情節的“激烈精彩”所吸引，陷入個人恩怨、性格分析、世故人情等具體細節，那么我們就可能淪為“起哄架秧子”的看客。只有從這一“難得如此透明”的偶然案例中審視出規律性的認識，才有可能稍稍挽回一點中國科技界在此類事件中遭遇的聲譽之損。

　　應該看到，肖傳國事件固然是個案，但它所暴露出的科技工作者群體“失范”現象，卻不是孤立的。對位子、票子、房子、弟子等學術資源的不合理配置，以及對學術研究不合時宜的管理方式，構建成一個扭曲的磁場，讓身處其中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磁化”：有的是不得已而就范，有的是勉力適應“跟上潮流”，有的則是看到了鉆空子的機會。在這樣的背景下，剽竊、抄襲、學歷造假、夸大成果、騙取經費、評審走過場、學術界小圈子……種種學術不端行為滋生蔓延，終至“學術打假”成為一種準職業行為。

　　照理說，科學界是最具“自凈機制”的群體。以對待真理的態度嚴格對待虛假和謬誤，以文明公允的方式化解文明的紛爭、處理不文明的行為，是這個群體不容置辯的“行規”。畢達哥拉斯將發現無理數的學生推下大海，這樣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不要說造假的舍恩、黃禹錫受到嚴厲的處罰，即使僅僅是“不那么職業”的蘭迪——他在發現“玻色—愛因斯坦凝聚”現象之后，有一些比較明顯的急功近利行為——也名聲受損，并因此連累自己的弟子。

　　遺憾的是，這種自凈機制在中國科技界正面臨失靈的危險。化妝品有隱患，監管部門雖然反應稍慢，但終歸有反應；突發性事件，責任方盡管有時候稍顯遲鈍，但終歸有反應。而不少只要認真調查就可以馬上有明確結論的學術官司，卻三年五年擱置在那里，沒有任何權威機構出來裁決，只剩下方舟子等寥寥數人領著一群網友和媒體進行“缺席審判”。這樣討來的公道，即使科學嚴謹，也難免程序正義之失；即使偶有斬獲，也終歸難以持久。

　　試想，假如肖傳國與方舟子的論爭從一開始就有權威機構介入，公正裁決，何致如此久拖不決，最終激化為人身傷害？

　　現在，肖傳國事件的刑事處罰已有初步說法，但“肖氏反射弧”這一科研成果的成色到底如何，則還暫時看不到有公道判定的前景。誰來給學術紛爭一個公道的判決？誰來給科技界以公平公正的指引？這才是我們最需追問的答案。（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