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面對今天的“生活”

　　編者按：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辟地指出，人類的社會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源于生活、表現生活的創(chuàng)作理念，也一直推動著社會主義文藝實踐的發(fā)展。近年來社會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給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了沖擊和挑戰(zhàn)，文學如何應對又如何表達，成為影響當下文學生態(tài)的重要問題之一。為此，我們采訪了一些作家和評論家，請他們結合當下的現實和自己的創(chuàng)作，談一談對“創(chuàng)作與生活”命題的新的思考。

　　文學創(chuàng)作猶如一次源自生活的發(fā)酵。不同時代、不同歷史、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生活，經由不同作家情感和才華的催化，“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的呈現才成為可能。這是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所在，也為大量的文藝實踐所證實。源于生活，所以表現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寫生活”是天經地義的文學職責。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全媒體時代，人們感知生活的觸角已經無限發(fā)達，網絡、電視、報刊、廣播里關于生活的發(fā)現和表達似乎無所不是，也無往而不至。這幾乎構成了藝術創(chuàng)作的迷障。文學的價值和使命由此被“推”了出來：面對今天的生活，文學有何獨到的認知和發(fā)現，又如何去創(chuàng)造性地表達，今天再“寫生活”如何寫出新意、寫出深度、寫出特色來？

　　生活的源泉

　　掘得下去，流得長遠

　　10部，450萬言，20年心血，張煒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你在高原》無論在體量、內容還是思想上都是一部皇皇之作。“現代交通工具使‘走萬里路’變得越來越容易，但是人對真實的地理空間的感受卻喪失了。”《你在高原》正意在以“行走” 的姿勢接續(xù)上廣闊具象的天地，串起城鎮(zhèn)、村莊、自然、人文的實勘記錄與上世紀50年代生人的傳奇故事。因為受惠于這段遠征跋涉，張煒更愿意將這10部書稱為“地質工作者手記”。

　　一邊是“京漂系列”近身的生活、輕快的節(jié)奏和曉暢的敘述，一邊是“花街系列”對運河岸邊的故鄉(xiāng)沉靜、濕濡的回憶，青年作家徐則臣近年來頗受好評的這兩個向度上的寫作，正來源于兩個層面的生活的滋養(yǎng)。而他自覺警惕和反省的也有兩處，一是，是否足夠“及物”，從而讓最真實的經驗和感受忠直地付諸筆端；二是，是否足夠“獨特”，在越來越同質化的生活中不失自己書寫的價值。

　　對打工作家鄭小瓊來說，生活是東莞隆隆機器聲中逝去的青春，是流水線上編號245的自己麻木的面孔，是斷指的疼痛和枯寂的夜晚一任筆尖流淌的安慰。“打工”，這個“滄桑的詞”，成為她的創(chuàng)作盤桓不去的主題。她寫電子廠，寫塑料廠，寫鐵，寫流水線，寫疼痛，也寫故鄉(xiāng)。新作《女工記》為100個女工寫詩，為的是把一個“們”字還原成一個個真實、生動的生命，只因自己是她們中的一員。

　　剛剛獲得《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的作家李迪，將他對汪曾祺的作品百看不厭的原因歸結為“滿紙生活”，他希望自己寫出的作品也能“浸透出生活，像包點心的紙透出油”。 作為一位報告文學作家，他創(chuàng)作的來源不僅是親歷的，“如沙沉積”，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采集的，“似蜂釀蜜”。兩年來他七下丹東看守所，“與警察同作息，與犯人共苦樂”，完成了30萬字的報告文學《丹東看守所的故事》，自己回味起來苦也是甜：“這一口生活的井好深！”

　　德國文化學者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一文中將最適合講故事的人的原型描述為兩類，一是在農田上安居耕種的農夫，一是泛海通商的水手，前者因為諳熟本鄉(xiāng)本土的掌故和傳統，后者則能采集到足夠豐富的風物傳奇。直到今天，我們對作家的期待似乎也未脫這兩個原型：一是寫得深入，一是寫得豐富。這就意味著對作為源泉的生活要掘得足夠深，流得足夠遠，意味著作家們要沉得下來，走得出去。中國作家協會自2009年實施的作家定點深入生活制度，是作家“走出去”的一種探索。在作協主席鐵凝看來，“和現代文學前輩的豐富經歷相比，當代作家的履歷越來越短、越來越單薄，某種意義上這是我們的幸運，生活在和平安定的時期，有長而穩(wěn)定的寫作時間，不像前輩那樣動蕩顛簸；但同時也意味著我們比我們的前輩更需要走出去，走向田野大地，去經歷風雨、認識世界。”

　　尤其是在寫作職業(yè)化的今天，當依靠書齋寫作、依靠歷史寫作、依靠想象力寫作的提法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需要更新對“生活”的內涵、對“源泉”的意義的認識，需要對其有更豐富、更多層次的理解，但同時卻不能把“生活”的根基抹煞掉，相反，創(chuàng)作只有接受來自生活現實、社會民生、時代精神等更多層面的考驗和歷練，才能找到不斷打開自己、激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