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必迎合和取悅民意

　　說到“文學與民意”，乍看起來有些無厘頭，難道文學與民意存在互動關系？頗有人研究文學與政治、法律或宗教的關系，卻沒有人研究“文學與民意”的題目。但最近莫言獲得諾獎，立時有人要求莫言從一種立場轉向另一種立場，有人認為莫言“批判性”不夠，有人呼吁莫言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說這說那。如果說文學與民意沒有產生實質互動，起碼民意已經盯上作家，正在積蓄“互動”的勢能。

　　這也不奇怪，有社會地位有影響力的人，具備物質與話語權等影響力，人們要求他們承擔更大社會責任，在情理之中。陳光標做慈善出名了，就有絕癥患者家屬給他寫信求援。微博上經常有人直接向富翁表白，希望得到支援。甚至有農民買彩票中了500萬大獎，也很快有素昧平生的人上門求助。一方面，求助者可能確實別無他法；另一方面，成功人士提攜一下后進，也是積善積德的事。

　　作家及其作品要直面文學批評，也要直面大眾的說三道四。但文學批評以理性探討為前提，本身需要遵循一定原則、方法論等規范性要求，沒有哪個批評家會自以為有權、有能力指導作家的創作活動。眾聲喧嘩，更不是文學創作的價值座標系與指揮棒，它經常是無原則的、情緒化的。而作家與作品有無價值、價值大小，應由歷史來淘洗與評定，試圖通過發動一場輿論攻勢來影響作家，完成觸及靈魂的改造，是狂妄與無知的表現。

　　針對莫言的所謂“民意”，說穿了就是要求他“講政治”，要文學家站隊、表態。從文學史來看，文學與政治勾肩搭背從來沒有結出過什么好果子，實際上只帶來了悲劇與荒誕。比如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曾經被視為揭示資主主義罪惡的經典與杰作，現在卻被目為“主題先行”的樣板，讀者已經很少。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與以梁實秋為代表的“新月派”論戰，爭論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在《文學與革命》一文中，梁實秋主張文學應當反映“永恒不變的人性”，反對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而魯迅與之尖銳對立，不承認“永恒不變的人性”，強調文學的政治屬性。現在看來，魯迅自有其深刻之處，但梁實秋那些專講吃喝玩樂的文字，經歷歷史的大浪淘沙之后，證明也有其恒久魅力。

　　有人強調，我講的此政治非彼政治，似乎他順應歷史潮流，手握真理，講的是“好政治”。但正如“開放社會”旗手波普爾所言，人并不能掌握真理，而只能無限接近真理，所以自以為發現真理的人不要盲目自信。極“左”的年代，人們不是真誠地以為極“左”就是真理嗎？文學應有思想含量，但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文學與“真理”最好還是保持距離。

　　以為手握真理的人還有一種說辭，認為中國文學傳統強調“文以載道”，所以莫言也應當“文以載道”。所謂“文以載道”之“文”，本來是指傳統士大夫所寫“文章”，即散文。小說向屬俚俗與末技，根本不在“文章”之列。自然，我們可以把小說納入文以載道的傳統，問題是“道”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你拿著的是道，別人懷揣的同樣是道。莫言小說關照“傳說、歷史與當下”，已經文以載道了。

　　文學不可能與政治完全隔絕，但文學有獨立于政治的目的與價值，作家有自己的美學觀念、文學追求與創作風格，說穿了，文學不是政治，文學是文學自己。美國作家納博科夫是“十月革命”后逃離俄羅斯的“白俄”，但他無意反蘇，他說：“風格和結構是一部書的精華，偉大的思想不過是空洞的廢話。”我們應當從歷史吸取教訓，對文學少提急功近利的要求，給作家以充分的自由，讓他們自由地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