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分子扎堆、知識產權密集、生產流程龐大的電影工業，還要導演拉著條幅討薪，則顯示出了中國電影界的不夠職業。

　　我們村出來干建筑的多，以前年底常幫他們討薪，但李電魁不需要幫忙。某年他在河北干活，包工頭欠薪跑了，一天有人發現包工頭下榻的旅館，李電魁率人包圍旅館，等到半夜，大喝一聲“農民工討薪”一沖而進，拉網搜查每個房間找到包工頭。誰知包工頭找機會又溜了。半年之后，有人在北京發現包工頭，李電魁直奔北京，堵到之后扭到馬路上，掀開一下水井蓋，讓包工頭腦袋朝下，問：“給不給工錢？喊到三我松手。”包工頭哭爹叫娘，當即付清欠款。

　　《李電魁討薪記》讓我大笑不已，此非正道，但在爬高跳樓政府門前下跪的風氣里，剽悍的農民工不需要解釋，至于法律，他們是不相信的。高群書討薪，讓我想起了我們村的李電魁。

　　在導演行里，高群書是個另類，別的導演多有組織，他像個電影個體戶，吭哧吭哧寫劇本，辛辛苦苦拍電影，被欠薪了先是忍著，不托朋友不找組織不請律師，忍無可忍一聲暴喝指名道姓開戰，“農民工導演”本色一覽無余。平時只見電影人合起伙來圈錢，出血的多是地方政府、企業家和煤老板，制片人跟導演是小伙伴關系，像這樣導演找制片人討薪的不多見，即使欠錢也都是私下解決，所以高群書這事應該是個案，不代表電影圈普遍規律。

　　導演公開討薪，比起李電魁是一個進步，但在知識分子扎堆、知識產權密集、生產流程龐大的電影工業，還要導演拉著條幅討薪，則顯示出了中國電影界的不夠職業。制作人覺得拍電影賺錢，就組個班子拍電影夢想發財，賠了扭頭就跑賴賬不還，沒契約精神也不管個人聲譽，實在太過業余，這樣的公司和制作人在電影界還不在少數。

　　導演是電影工業的核心環節之一，在他背后，應該有運作規范的公司投資，有嚴謹細致的合同，有專業的制作人，有專門的法律團隊，一旦發生經濟糾紛，訴訟程序自動開啟，根本不需要導演赤膊上陣。在嚴密的電影工業中，每個環節都有專業人員，導演的工作是拍電影，演員的工作是演戲，律師的工作是追債，工會的工作是維權，助理的工作才是發微博。在這起討薪事件里以上都沒有，導演薪水被拖欠兩年，男主角薪水一分未得，律師、工會不見蹤影，讓導演自己去討薪。我們經常探討跟好萊塢的差距，審查制度、分級制度、制片人制度和劇本說一大堆，要我說，基本的商業精神與法律環境差距一點也不小，都夠非專業的。

　　可惜的是，《神探亨特張》獲了金馬獎最佳影片，如果商業運作得當，這部電影長遠實現盈利是可能的；即使不盈利，對于電影公司來說，也是一個寶貴的資源，有利于公司的未來發展。拍了一部好電影，本應有一個好結局，但現在事件鬧到這個程度，電影公司扮演“老賴”，電影導演客串農民工，觀眾不看電影看街景，怎么跟《神探亨特張》似的，都業余客串上癮了。這是雙輸的局面。

　　趕緊告吧。（潘采夫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