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大學的使命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即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但問題是，我們應該培育什么樣的人才、怎樣培養？我們應該研究什么、怎樣研究？我們應該服務于誰、怎樣服務？我們應該傳承什么、如何傳承？這是每一所大學完成其使命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的回答，中國古代有一部書叫《大學》，這部書開篇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里講的“德”，其基本意蘊就是宇宙人生的原理、法則和規律。在古人看來，“大學”的使命就是讓大家明白理解宇宙人生的原理、法則和規律(“天德”或“天道”)。當然古人所說的“大學”和今天的大學相去甚遠，但把“大學”的基本任務理解為“明明德”，對我們頗具啟示意義。

　　我們要培養的人才是奉獻社會、服務人民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還是像錢理群教授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我們的科學研究究竟是研究對我們生活和實踐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和關聯的宇宙人生的真問題，還是脫離實際、無病呻吟、自娛自樂，去探討和研究與我們的生活實踐毫無關聯的所謂“純學術”、甚至是“假問題”？大學的教學和研究究竟是服務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和中國社會，還是僅僅服務于某些特殊精英、群體、階層甚至是國外的特殊利益集團？大學的文化傳承和創新，究竟是傳承馬克思主義、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外國優秀文明成果從而推動中國文化的創新和發展，還是相反？我們認為，當代中國任何一所大學在面對上述問題的詰難和責問時，毫無疑問都會選擇前者，而不是后者。這就是當代中國大學的使命。

　　大學的使命是通過教師來完成的。大學教師的職責是“傳道、授業、解惑”。傳道就是傳自然之道，傳社會之道，傳做人處事之道。一個社會有一個社會的“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道”。中國的“道”，西方人走起來不一定很舒服;西方人的“道”，搬到中國也往往不合適。所以，我們反對把西方的“道”搬到中國來，當然我們也不要求西方人一定走中國的“道”。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反對把某一種具體的價值觀普世化，也就是反對把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普世化。其實，任何具體的價值觀都不可能普世化。美國人權的實現形式搬到亞洲和非洲就不靈了，搬到歐洲和大洋洲也不行，甚至美國不同的州，其人權的實現形式也會有所不同。這就如同美國人做了一張具體的“桌子”，之后他就要求全世界只能依照這一張桌子去做桌子，否則他就宣布你所做的桌子不能叫做桌子。這肯定行不通。相信美國人自己也不會做這種傻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干的事，為什么要求別人去干呢？可是，叫人想不通的是，我們為什么要嚷嚷著去做把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搬到中國大學講臺上來的傻事呢？

　　“傳道”是這樣，“授業”“解惑”也是如此。“授業解惑”必須講規矩守紀律，這就是教師所授的“業”必須是“正業”，不能是“孽業”。因為教師的教學活動不同于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可以帶著信仰和崇拜去研究某一對象，也可以帶批判去研究，所以，學術研究沒有禁區，也不應該有禁區。但是，教師的課堂授業必須有紀律。

　　道理很簡單，課堂不是某一教師的私人領地。教師所在的三尺講臺，不完全是教師自我表達的舞臺，教師的言行“格式化”著他的學生，影響著很多人。如果教師在課堂上能夠正確地釋疑解惑，讓學生正確地認識和看待問題，他所提供給學生的就是正能量，就會對學生的成長和發展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果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講怪話、泄怨氣，把自己的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他所提供給學生的就是負能量，就會誤導學生，對學生的成長、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大學的使命和教師的職責決定了學校和教師給予學生的必須是科學的知識、卓越的能力、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高遠的人生境界，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大德”。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講規矩，講自然的規矩，講社會的規矩，講思維的規矩，按物質世界的規律和法則做事情，嚴守政治底線、法律底線和道德底線。(作者孫熙國，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