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2年全國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工作視頻會議在京召開。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副部長魯昕發表講話，會議確定的全國職教戰線創新發展工作的八項重點為，大力提高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優化升級、實體經濟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保障民生、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與構建合理教育結構等八方面的能力。（3月26日 《中國青年報》）

　　中國的職業教育可以說既面臨著機遇也面臨著挑戰。從機遇上看，據預計，2015年，全國技能型勞動者總量將達到1.25億人，其中高級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達到3400萬人；到2020年，國內新增勞動力中受過高中階段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要從2009年的67%提高到90%。要完成這些任務，職業教育責任重大。從挑戰上看，目前的職業教育劃分為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無論是哪一種職業教育往往被認為是教育的一種層次而遠非是教育的一種類型。即將職業教育視作是普通教育的替代品，而不是普通教育的互補品，這一點從每年高職的報考足以窺見一斑。

　　而在機遇和挑戰之間徘徊的職業教育最為缺乏的不是別的而是“頂層設計”。包括政策支撐、制度依賴和環境優化等多個方面。可以說，如果不從“頂層設計”的層面上進行支撐和改革的話，任何職業教育的創新發展只能是漸進的和微乎其微的，對于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沒有任何意義，而對于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可能僅僅是眼前利益的補充，不能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

　　上海市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高職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樹超曾經指出，假如中國國家職教研究所所長由國家主席直接任命的話，職教的春天就真的來臨啦。這表明，頂層設計關于職教創新發展的根基和生命線。同時，他指出在德國《聯邦職業教育法》中明確規定，聯邦職教所所長是由總統直接任命。這就從話語權的層面上保證了職業教育的地位，是不僅有著法律地位的而且是崇高地位的，它不是一個層次而是一種類型。

　　盡管，中國的法律在1996年就頒布了《職業教育法》。但對于職業教育的定位仍缺乏相應“頂層設計”的支撐。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中考和高考后，報考的過程中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都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才會填報中職和高職院校。這說明，職業教育的地位遠遠沒有確定下來，尤其在公眾的觀念中根深蒂固地被認為職業教育往往是素質差的代名詞。

　　所以，職業教育“頂層設計”支撐首先需要的就是地位的確定，要將職業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視作一個類型，學生在報告的時候應該有相同的選擇權，如同國防生的層次一樣。當然，這需要很長的路要走。在解決其地位之后，另外一個要解決的就是其自身的發展體系問題。將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形成中國教育的兩大體系，而不是在職業教育的發展中出現“專轉本”這樣的并軌現象，而忽略了職業教育原本就有著自身的基因和特征，與普通教育體制的簡單合流只能將職教創新發展視作一句空話。

　　職業教育的經典概括應該是“產學結合，校企合作”。堅持“為產業辦教育”的理念可以說本身是沒錯的，但有一個終極的疑問：產業過后，學校怎么辦？2011年6月，國家發改委頒布了《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版）》，其中鼓勵類750條、限制類223條、淘汰類426條。職業教育至少要做到積極發展面向鼓勵類產業的專業，控制面向限制類產業的專業，逐步取消面向淘汰類產業的專業，并據此建設新的課程教材體系，改革教學內容和方式方法，把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技術等現代產業理念和技術貫穿職業教育各個方面。專業尚如此，難道學校也必須面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抉擇嗎？因為職校無疑是依靠專業職稱的，沒有專業的支撐職校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而一味盲從產業的變遷進行專業的調整，這對于學生和學校來說都是一種“雙輸”的博弈。

　　盡管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國家要發展，一個社會要和諧，都需要合理的人力資源結構來支撐，需要合理的教育結構幫助實現。當前我國總體上處于工業化中期，應該說最大量需要的還是職業技術人才，特別是技能型人才、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必須推進教育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大力發展面向人人、面向全社會的職業教育，把發展職業教育作為解決就業總量壓力與就業結構性矛盾、構建合理教育結構的重大戰略。

　　但是，假如這樣的創新教育劃好的八大創新點缺乏真正的“頂層設計”支撐的話往往會是空談，將是一場以一場夢的囈語。這需要教育部進行宏觀把握，否則，職教處于不受重視的尷尬境地，學院的發展僅僅遵循“為產業辦教育”的指揮棒，永遠是缺乏長遠視角和終極目標的。（中國臺灣網網友：王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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