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來，臺灣經濟持續低迷，除客觀因素外，“政經相剋”是導致經濟淪落的主要原因。“戒急用忍”已讓臺灣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失去了結構調整的好時機；今年開年的“積極管理”又為臺灣經濟雪上加霜

　　新年伊始，步履維艱的臺灣經濟仍面臨許多變數，臺灣當局領導人的元旦講話就為之再加了一道緊箍咒。他提出要在2006年推出“臺灣新憲法”、2007年舉辦“新憲公投”的時間表。并把兩岸經貿政策由“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調整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大陸經貿政策。春節過后，他又公然違背上臺時宣布的“四不一沒有”，聲稱要“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不久，又要求臺商要學學“晉商”和“徽商”，舍“小我”而取“大我”，勸臺商要顧全“臺灣利益”不要到大陸投資。新春雖然來了，但臺當局領導人的“急獨”講話以及“積極管理”的緊縮政策，卻為臺灣經濟帶來了陣陣寒意。

　　“政經相剋”導致臺灣經濟淪落

　　島內政黨輪替以來，臺灣經濟持續低迷，陷入了自上世紀60年代經濟起飛以來最艱難的時期。自2000年以來，臺灣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上世紀90年代的一半左右，股市疲弱，失業率上升，財政急劇惡化，其經濟表現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臺灣經濟持續低迷，固然有許多客觀因素，但正如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先生所言的“政經相剋”，無疑是導致臺灣經濟淪落的主要原因。奉行“臺獨”路線的陳水扁上臺后，出于“臺獨”理念與政黨利益，不斷制造島內族群、朝野對立與兩岸對抗，臺灣經濟發展環境急劇惡化。試想，在政局動蕩、兩岸關系緊繃、臺灣前途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里，企業和外資如何敢做大規模的長期投資，民眾又如何敢大把地花錢消費？去年一份調查顯示，島內工商界對臺當局施政滿意度還不到10%，其中經濟低迷、朝野對立與兩岸關系惡化，是最主要的因素。于是，我們看到近些年島內投資低迷不振、外資持續衰退，民間消費增長率還不到上世紀90年代的一半。2005年，島內外出現了有利于兩岸關系趨向和平穩定發展的積極因素，如果這種態勢發展下去，無疑會為臺灣經濟振弊起衰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是，臺當局領導人的元旦講話，卻又為未來島內政局與兩岸關系投下重大變數，講話過后的新年首日臺股指數即重挫80多點，已經低迷不振的臺灣經濟，又將面臨一個更為艱難的政治社會環境。

　　八成上市上柜公司投資大陸

　　政治環境還只是外部因素，從經濟角度看，如果臺當局一意執行所謂“積極管理”政策，而且還要“管到要害”的話，其結果就必然是損及臺灣經濟的要害。所謂“積極管理”，說白了就是要重拾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繼續阻撓臺商赴大陸投資，拖延兩岸經濟關系實現正常化的進程，避免或減緩所謂的“臺灣經濟大陸化”，其背后還是“臺獨”意識作祟。當前，兩岸經濟關系已發展到相當的規模，兩岸相互成為最重要貿易與投資伙伴之一，尤其2005年大陸已成為臺灣最大的貿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地區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臺商實際赴大陸投資累計總額在去年達417.6億美元，若加計經由維爾京群島等第三地的轉投資則達近600億美元。近年來，臺商海外投資的3/4都集中在大陸，上市上柜公司的80%在大陸都有投資。另據臺灣媒體的最新調查顯示，2004年在大陸投資最大的1000家臺商，其營業收入總額約相當于臺灣GDP的1/4，其中相當部分島內企業集團在大陸的營業收入總額已超過島內。兩岸經濟關系如此緊密，不僅對帶動島內經濟增長、增加臺灣出口和島內就業機會有著舉足輕重的貢獻，而且對推動未來臺灣經濟轉型也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大陸市場為臺經濟轉型助力

　　當前，臺灣經濟正處于一個新的轉型期：一方面，島內工業亟需擺脫既有的代工生產模式而向更高層次的創新、研發方向升級，否則隨著制造業的加快外移，將有“產業空洞化”之虞。另一方面，已占島內GDP比重七成以上的服務業，也須盡快擺脫內需導向為主的特征，盡快拓展外部服務市場，否則將難以帶動總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合作浪潮下，臺灣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與角色也有邊緣化之虞。臺灣欲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只有針對上述問題，加快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而其關鍵就是要充分利用大陸資源與市場，走一條以大陸市場為主要腹地的經濟發展之路。正基于此，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臺灣曾提出要以大陸市場為主要腹地，將臺灣建成“亞太營運中心”的計劃，但此計劃因李登輝執行“戒急用忍”政策而束之高閣，臺灣失去了一次結構調整的絕佳機會。民進黨執政以來，雖然名義上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但管理遠甚于開放，執行的仍然是“不講戒急用忍的戒急用忍”政策，臺灣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經濟表現跌入歷史低谷。

　　服務業開拓大陸市場不容錯過

　　未來幾年，是臺灣經濟及兩岸經濟關系轉型的關鍵時期。從臺灣產業升級角度看，如何結合大陸的市場、資源與制造優勢，以及搭上大陸“十一五規劃”加強自主創新的快車，通過兩岸共同建立自主標準、開發核心技術、發展國際性品牌，促使臺灣工業擺脫既有的代工生產為主模式、向更高層次的研發創新邁進，這是個關鍵的時機。而從服務業角度看，隨著大陸加入世貿組織后的過渡期屆滿，大陸服務業市場將加快開放步伐，這又是臺灣服務業拓展大陸

　　服務市場的絕佳機會，錯過這一時機，臺灣服務業欲開拓大陸市場將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如果抓住這一時機，不僅有助于加快臺灣經濟的轉型升級，也將促使兩岸經濟關系由制造業領域向服務業領域延伸，從而將兩岸經濟關系的深度與廣度提升到一個新層次，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幾年也是兩岸經濟關系轉型的關鍵時期。從更長程看，兩岸經濟關系的轉型，又必將為建立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機制奠定強有力的基礎，從而有利于提升臺灣經濟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

　　形勢其實是很明朗的，也基于此，包括民進黨內要求政經分離、務實推進兩岸經濟關系的聲音也日益升高，前臺灣行政部門領導人還曾提出過“臺灣新絲路”的務實理念，即讓臺灣充當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出大陸市場這條“新絲綢之路”的中繼站。但可惜的是，臺灣經濟利益顯然難與臺灣當局領導人及少數“臺獨”分裂勢力的政治利益相抗衡。如果臺灣領導人鐵了心要走一條挑動島內族群對立和政黨惡斗、制造兩岸關系緊張和緊縮兩岸經貿關系的“急獨”之路，已是步履維艱的臺灣經濟，還經得起幾番折騰？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張冠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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