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以來，兩岸關系取得一系列重要進展，恢復兩岸兩會制度化協(xié)商，簽署了19項協(xié)議，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大陸居民赴臺旅游，實施ECFA，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大交流格局。那么，下一步的兩岸關系應該怎么走？會怎么走？這實際上是不少人關心的問題。事實上也存在著不同的期待與看法。

　　大陸多年來倡行科學發(fā)展觀。從科學發(fā)展觀的精神看問題，首要的是準確把握事物發(fā)展的歷史方位，在過去和未來的坐標上準確定位當前所處的位置，知道從哪兒來，才能更好地知道到哪里去。發(fā)展兩岸關系，也需要從歷史的脈絡中準確把握現在所處的位置，從而明確我們的目標和任務。

　　從2008年回溯到2000年，這8年中，陳水扁搞“一邊一國”、“公投制憲”、“法理臺獨”、“烽火外交”，引起兩岸發(fā)生一系列緊張與對抗，應該說是自1987年開始交流以來兩岸關系的低谷階段。

　　從2000年再向前回溯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兩岸于1992年達成“九二共識”，為兩會商談和交往提供了政治基礎，舉行了“汪辜會談”。但隨后到整個90年代后半期，李登輝1995年訪美，1999年拋出“兩國論”，兩度引起兩岸關系緊張動蕩，兩會商談被迫中斷。

　　勾勒二十多年兩岸關系脈絡，我們就會發(fā)現學術上常見的那樣一條“U”型曲線。左端的最高點是“九二共識”、“汪辜會談”，其后一路下滑，經歷了1996年的臺海危機和1999年李登輝“特殊兩國論”，到陳水扁八年處于低谷，2008年5月開始向上反彈，此后不斷攀升，直到現在處于U型曲線右側的高點。回顧上述脈絡，我們可以直觀地得到幾項結論：

　　第一，2008年5月以后兩岸關系出現的轉折，最大意義是扭轉了陳水扁時期“法理臺獨”、“正名制憲”導致的兩岸緊張對抗和激烈沖突，恢復兩會制度化協(xié)商，實現了被長期耽誤的直接“三通”，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的高水平，是相對于低谷而言。

　　第二，雖然目前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水平已遠遠高于上世紀90年代初“汪辜會談”時的水平，但從兩岸政治互信方面看，則還面臨著和“汪辜會談”前后同樣的問題，即兩岸圍繞一個中國內涵的固有政治分歧，仍然存在雙方固有的深層矛盾。

　　第三，熟悉趨勢運行曲線的人們都知道，當事物上升到當初發(fā)生轉折的裂口時，都會遭遇阻力和“賣壓”，這時往往會出現一個盤整和累積動能的時期。同時，在這個節(jié)點上，如果不能及時注入新的動能，在雙方政治互信與共識方面取得有效提升，就可能影響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

　　二十多年來兩岸關系起伏發(fā)展的歷史實踐表明，兩岸政治互信基礎與共識是決定兩岸關系發(fā)展水平的關鍵因素，并制約著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合作的發(fā)展水平和發(fā)展空間。近年來，兩岸固有的深刻矛盾再度凸顯出來，成為兩岸關系進一步提升的瓶頸。正因如此，大陸不斷呼吁和推動兩岸進行政治對話，通過對話，增進雙方互信，了解彼此想法，積累和形成共識，最終找到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

　　兩岸固有的政治分歧主要包括，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雙方互動往來的彼此身份、臺灣的國際空間、軍事安全互信等。對此，中共十八大提出對國家尚未統(tǒng)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協(xié)商達成兩岸和平協(xié)議、協(xié)商臺灣同外國開展民間性經濟文化往來等主張。處理這些問題，都需要兩岸盡早展開政治對話，為實現兩岸政治談判創(chuàng)造條件。這其中，對兩岸政治關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是最終實現兩岸政治協(xié)商與談判的關鍵所在，胡錦濤“12?31講話”和十八大都突出強調這一點，展現了大陸處理兩岸政治難題的信心和善意。

　　當前，相對于兩岸關系持續(xù)穩(wěn)定和平發(fā)展而言，兩岸政治互信與政治共識還嫌不足，基礎還不夠扎實牢靠，明顯滯后于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合作的水平。我們不能只經不政、只易不難，也不應消極回避兩岸政治對話和癥結性難題。去年以來，大陸提出穩(wěn)步推動兩岸關系全面發(fā)展的主張，希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能夠得到全面、均衡的發(fā)展。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兩岸政治難題是長期存在的復雜問題，有著種種內外復雜原因，不可能期望一蹴而就，需要遵循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思路，采取務實作法，共同探尋雙方都可接受的可行辦法。

　　今年3月，國臺辦主任張志軍提出，“由兩岸民間開始對話是一條可行途徑”。不久前在上海舉行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是兩岸民間政治對話一次成功的嘗試，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有利促進兩岸關系全面發(fā)展，有利兩岸同胞消除在政治關系、軍事安全、涉外事務等方面的隔閡和誤解，有利為今后開展兩岸政治商談積累經驗，營造社會氛圍，不斷創(chuàng)造條件。未來一段時期，應繼續(xù)積極推動此類對話，在條件成熟后逐步上升到兩岸官方的政治對話，從而為最終解決兩岸政治難題做好充分、扎實的準備。（作者：李逸舟，系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