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中國評論》月刊1月號發表專文《新統一論述與“和平發展”》，作者提出“我們到底要選擇‘一個中國原則’，還是選擇沒有了政治基礎的‘和平’？因為‘九二共識’是和平發展的應有之義，沒有了‘九二共識’的和平發展就不能叫做作‘和平發展’，只能稱為一般意義上的‘和平’。如此，又怎么能走向‘和平統一’？”文章內容摘編如下：

　　兩岸分離已60多年，然而從2008年以來，兩岸出現了60年乃至近百年來最好的歷史時期，這是被兩岸及國際社會所公認的。為什么會出這樣狀況，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深究與總結的，只有找到發生這樣變化的深層原因，我們才能永保這種狀況永不倒退。

　　　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新統一論述”形成

　　兩岸關系的形成是始于1949年，當時大陸中共當局欲一鼓作氣渡海解放臺灣，完成全國的最終統一，但“朝鮮半島戰爭”的爆發，大陸卷入了這場戰爭，美國也介入臺灣海峽，讓我們喪失了這個機會，從而形成了兩岸隔海而治的分裂局面，形成了一個復雜的分治格局，相互稱匪，互不往來，一晃半個多世紀。

　　從1949年到1955年，我們對臺灣問題的基本思考就是“武力解放”四個字。隨著建設新中國使命的上升，“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和平統一”的思維逐步代替了“武力解放”。由于我們有兩次“國共合作”經驗，所以“和平統一”并沒有形成一整套的理論、制度和方法，它只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愿望而已。

　　80年代初，在粉碎“四人幫”后，國家百廢待興，又恰逢港澳回歸在即，臺灣問題也浮到了桌面，但此時中國首要任務是“實現四化”，保證“改革開放”有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統一問題雖是20世紀三大任務之一，但臺灣政治生態從國民黨一黨專權，經歷“本土化與民主化”洗禮，已難以用“第三次國共合作”模式解決了，所以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國策，即只要承認一個中國，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即可以“兩制并存”，“誰也不吃掉誰”，“維持現狀、一國兩制化”，以空間換取時間，為“改革開放”贏得更好的外部環境。這是一種謀略，也是一種權宜之計，說不出有一整套策略與理論，只是“摸著石頭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