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的政治轉型習慣上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民進黨的黨務改造，包括權力結構、組織形態、政策方略的演變等；二是黨的發展路線、特別是攸關兩岸關系與臺灣前途的“臺獨黨綱”修改與調整等。現在兩岸學界在談及民進黨轉型問題時往往指向“臺獨”路線的轉型，稱其為“臺獨路線轉型”更為確切。這一概念與“民進黨路線轉型”概念是有差別的，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檢討與調整涉及民進黨的路線轉型問題，但顯然不是全部。民進黨路線轉型涉及的面更大、更廣、更深刻、影響更遠。有學者認為民進黨自成立以來政策其實一直在不斷調整，但能稱得上轉型者只有一次，即1999年前后出臺“臺灣前途決議文”，正式承認現行政治體制即“中華民國”體制，民進黨由激進、冒險主義、企圖推翻“中華民國”的政黨變為務實的體制內政黨。也就是說，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臺獨”路線轉型其實是整體路線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討論“臺獨”路線轉型時不能忽略對民進黨整體路線轉型的參照。同樣，在討論民進黨兩岸政策路線調整時，也必須在民進黨的整體路線調整及兩岸關系結構性變化的語境下展開。

　　一、推動民進黨路線調整的結構性壓力

　　民進黨路線轉型的驅動力主要來自其所處政治結構的改變，這種結構改變帶來的壓力一般比較持久。20世紀90年代民進黨路線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李登輝上臺后改變了傳統上國民黨當局對民進黨的政策與態度，政治系統加速向民進黨開放，使民進黨的政治生存空間擴大。這使得以前一直無法大規模進入政治系統的民進黨忽然之間看到了希望，于是該黨開始由“外造政黨”向“內造政黨”轉化，從一個體制外政黨轉變成為體制內政黨。這種轉變影響到了“臺獨”路線的存在狀態，在選舉的驅動下，以體制內競爭為主要特征的“溫和臺獨”路線逐步取代了“激進臺獨”路線，成為民進黨的主流政治訴求。

　　自民進黨成立以來，其政治訴求和行為方式一直帶有不同程度的對抗性色彩，即強調通過強力對抗的方式進行政治斗爭，筆者將這種行為方式稱為“對立－沖突”型行為模式。在具體的政策訴求上，這種對立性表現為政黨在選舉時主要選擇身份區隔意涵強烈的族群議題和統“獨”議題，而不是用相對比較溫和的民生議題進行政治動員。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民進黨的政治動員基礎在于社會的分歧與對抗性觀念結構，而不是理性的政策選擇。對此臺灣學者吳乃德有明確的說明，其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談及未來選舉的政治動員時列出了臺灣社會存在的三種主要分歧，即民主理念、“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他認為：“隨著民主體制在臺灣的逐漸鞏固，民主理念的分歧將逐漸過去，不再成為政黨訴求或其社會基礎的主要分界。‘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兩個議題，因此乃并列為選舉政治動員最重要的基礎。”事實證明，雖然不同時期強度有所不同，民進黨在幾十年的政治動員中無論是執政還是在野一直沒有放棄過這種對抗性模式。

　　民進黨路線選擇和政治訴求都以不同形式的對抗性結構為基本支撐。就島內而言，在民進黨成立前后，臺灣社會的族群矛盾加劇以及威權統治下形成的政治系統與社會的緊張產生了對抗性結構，民進黨將自己裝扮成社會代言人的形象，通過對抗性的手段和國民黨討價還價。同時，民進黨又通過話語建構不斷強化對立性的政治結構，并充分利用這些對立性的結構沖突牟取政治資源。及至20世紀90年代民進黨成為體制內政黨，這種對立性的政治動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本加厲，打著“本土”旗號的族群動員成為主要的動員形式，并在2000年民進黨上臺以后達到高潮。不過由于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崩解以后，臺灣社會的對立性政治結構逐步消解，所以民進黨“對立－沖突”型的行為模式因在島內難以找到長期的有力支撐而陷入困境。民進黨執政后期，族群動員帶來的負面影響為臺灣社會充分體認，使該黨的族群議題動員強度不斷減弱，及至政黨輪替以后族群議題動員不得不逐步轉入隱性化狀態，公開利用族群議題進行動員的情況日益減少。

　　兩岸的對抗性結構同樣也為民進黨所利用。兩岸的對抗性結構在過去的60多年中有所變化，在1979年以前兩岸關系主要表現為強對抗性，此后一直到2008年民進黨下臺，兩岸關系進入對抗與合作兼有的格局，呈現出“政冷經熱”的局面。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后將原先對付國民黨的方法原封不動地搬來對付大陸，并在建構大陸負面形象方面不遺余力，其目標所指無非就是將大陸建構成“臺灣的敵人”，并通過這種建構凝聚自己的支持群眾。同時民進黨也將經常利用的“本土”和“外來”的區隔進行改造，用來和大陸對抗，突出的表現就是對“本土”訴求的改造。“隨著兩岸關系漸趨白熱化以及兩岸關系的跌宕起伏，本土牌的內涵增加了煽動敵視大陸和利用兩岸對立的內容”，為了激發和凝聚“臺灣主體意識”并獲取選舉利益，“臺獨”分裂勢力通過不斷挑起事端來塑造大陸對臺灣“蠻橫打壓”的負面形象。在民進黨的宣傳中，對大陸的“抹黑”是重要內容，其主要任務就是營造大陸的負面形象并建構其對抗統一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