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18日，臺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如今已過去一年。華廣網23日刊載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所副教授石正方的文章，反思學運給臺灣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沖擊，并表示，如今，面對大陸經濟調整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機遇，臺灣應當仁不讓，因為這是打破臺灣“悶經濟”、提升臺灣民眾福祉的需要，也是臺灣經濟實現轉型升級、打造新發展利基的需要。

　　全文內容如下：

　　3月18日，臺灣“太陽花學運”滿一周年。這次學運對臺灣經濟造成的影響是嚴重而深遠的，不僅延宕服貿協議的落實、破壞兩岸制度化協商，而且通過民粹政治掣肘臺灣當局的兩岸政策，影響到臺灣經濟長遠發展。

　　“太陽花學運”表面上因兩岸服貿協議而起、訴求所謂“程序正義”，實質上卻浸透民粹政治色彩，加之“臺獨”政客的刻意宣導，客觀上強化了臺灣社會的“去中國化”情緒。“去中國化”不僅有悖于中華傳統文化、有悖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有悖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而有損臺灣的長遠利益，而且僅就臺灣社會經濟的現實發展而言，也是極大的傷害。“去中國化”下的兩岸經貿政策，必然阻礙臺灣經濟與大陸經濟的聯結，使臺灣經濟失去大陸市場的有力支撐，同時弱化臺灣對國際區域經濟，特別是與臺灣經貿關聯緊密的亞太經濟的參與，導致發展空間局限。

　　具體而言，“太陽花學運”給臺灣經濟帶來的負面沖擊包括以下幾方面：其一是導致兩岸服貿協議擱淺，使島內企業在大陸服務業市場喪失發展先機，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后發先至”，使臺灣面對東亞市場的主要競爭者處于劣勢地位；其二是破壞兩岸制度化協商進程，影響兩岸貨貿等后續協商，傷害兩岸經濟深化合作，進而影響臺灣分享大陸經濟轉型優化所帶來的發展機遇；其三，也是最嚴重最令人擔憂的，是這場運動使臺灣社會進一步陷入民粹主義的政治漩渦，致使當局的經濟政策（包括兩岸政策在內）被“綁架”，利于臺灣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難以貫徹執行，利于臺灣民眾福祉的兩岸經貿合作成為民粹政治的犧牲品。在“臺獨”政客刻意營造的“恐中”、“拒中”、“反中”氛圍中，臺灣社會日益走向封閉而“自我邊緣化”。長此以往，臺灣引以為傲的投資環境將日益惡化，臺灣經濟的綜合競爭力將因一再錯失發展機遇而流失殆盡。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過去一年里與臺灣經濟關聯緊密的大陸經濟以及亞太經濟格局都在發生積極變化。一方面是大陸步入經濟新常態，調結構、轉方式、創新經濟成長動能，從而釋出廣闊市場空間；另一方面大陸加快自由貿易區戰略，積極構建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亞太自貿區”、“APEC互聯互通”、“亞投行”、“絲路基金”、“互聯網經濟”、“藍色經濟”等亞太整合催生的新概念不斷涌現；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得以簽署，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也結束實質性談判即將付諸實施——大陸經濟及其帶動下的亞太區域經濟富有生機，而其中不乏臺灣參與的空間和機會。

　　事實上，本著兩岸一家親理念，大陸一貫歡迎臺灣民眾分享大陸經濟發展紅利，正如李克強總理在答記者問所指出的，“在對外開放中，我們會先一步對臺灣開放，或者說對臺灣開放的力度和深度會更大一些”。大陸一直致力于兩岸經濟資源的深化整合，希望借以形成“合力”，實現“1+1>2”，推動兩岸攜手開創中華民族的復興盛世。然而，雖然大陸一再向臺灣方面釋出善意和誠意，臺灣社會卻因深陷在民粹政治的泥淖中，對大陸經濟調整及其對外開放新機遇彷徨而糾結，形成臺灣當局“應為而不想為”、“當為而不敢為”，意欲參與的臺商企業受政策束縛“想為而不能為”的局面。結果是，至今服貿協議仍卡在“立法院”，當局設計推進的“自由經濟示范區”案也遲遲未見實質推進，而當局有關部門對陸資入臺審核愈加嚴苛。

　　善于利用世界經濟調整的契機，發揮比較優勢，實現優質發展，可以說是“臺灣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臺灣經濟在20世紀后半葉的幾十年時間里保持持續、優質、快速成長的要訣之一。如今，面對大陸經濟調整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機遇，臺灣更應當仁不讓，因為這是打破臺灣“悶經濟”、提升臺灣民眾福祉的需要，也是臺灣經濟實現轉型升級、打造新發展利基的需要。值此形勢下，臺灣社會應深刻檢討“太陽花學運”，積極構建共識，回歸理性思考，以民眾福祉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依歸，積極倡導和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惟此，是臺灣之福，兩岸中國人之福！（石正方 作者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