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旺報》21日刊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周忠菲的文章，分析大陸“一帶一路”與臺灣的參與發展問題。如何解讀仍在繼續發展與完善中、對未來兩岸經濟關系必然產生影響的“一帶一路”戰略，可從“新常態下穩定發展”與“增強國際分工優勢”這兩個角度觀察。

　　全文摘編如下：

　　大陸推出“一帶一路”戰略以來，臺灣的反應較為復雜。主流媒體將焦點放在近期中美在亞投行問題上的博弈；行政層面既沒有對涉及臺灣經濟發展前景的區域貿易協議（FTA）戰略布局進行討論，也不見對過去臺灣在自由貿易區戰略上的保守姿態進行反思；部分民間人士則走向極端，反對臺灣加入亞投行。

　　至于如何解讀仍在繼續發展與完善中、對未來兩岸經濟關系必然產生影響的“一帶一路”戰略，可從以下角度觀察：

　　新常態下穩定發展

　　大陸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含義，是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將2014年大陸經濟7.4%的增速與過去36年平均增速9.8%的速度相比，可以看到下滑程度接近25%，目前對2015年的增長預期是7%。

　　回頭看過去30多年大陸經濟的增長，其區域含義是擴大了中國大陸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促進了包括大陸自身在內的地區繁榮。這一事實也意味著，在全球經濟可能長期處于停滯的狀態下，大陸經濟的減速，將對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甚至影響地區穩定。

　　因此，“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出，既有加強鐵路、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進一步加快城鎮化建設，實現經濟“保7”、“保8”的含義，也有實施“走出去”戰略，以重大工程項目為核心，拉動區域內投資，解決周邊國家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發展需要新動力的深遠考慮。

　　目前而論，大陸推出“一帶一路”戰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確保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為現實需求服務是第1位的。當然，考慮到中國大陸GDP居世界第2的地位，以及一個政府領導下的市場經濟制度，大陸的重大經濟決策被賦予高度戰略價值，引起西方的劇烈反應，也不足為怪。

　　臺灣將自己定位在大陸和西方國家之間，因此臺灣在區域發展戰略上始終處于某種“尷尬”狀態。如果以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對外戰略調整為分水嶺進行觀察，可以發現無論是美國重返亞洲、推出TPP，大陸和東盟推出RCEP、以及2014年APEC峰會上推出FTAAP，無不牽涉臺灣的重大利益。但臺灣從美日因素考慮，回避提出明確的區域發展戰略，臺灣決策層對臺灣未來的區域戰略和發展自貿協議網絡的途徑，缺乏足夠的定力和決心。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和國際分工規律，一國或一個地區所適合發展的產業結構，往往是那些沒有偏離比較優勢的產業。只有按照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來確定經濟發展戰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

　　結合大陸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來看，目前兩岸在世界高新技術產業中，還處在追趕階段。因此，兩岸應正確判斷機遇和挑戰，利用好20多年來兩岸經貿關系發展過程中積累的人才、技術和資本，將這些要素配置到大陸西部地區和周邊地區，如中亞、南亞和東南亞，以增強兩岸國際分工中的優勢地位。

　　增強國際分工優勢

　　從整體看，大陸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除資本外，技術和管理人才的相對稀缺仍然是資源稟賦的基本特征。這方面臺灣的比較優勢比大陸突出。可以預見，臺灣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無疑會在區域合作領域獲得更大的空間，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周忠菲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