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在美國演講時提到，未來民進黨執政，將推動以“創新、就業、分配”為理念的“新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謝楠10日在華廣網刊文表示，“新經濟發展模式”切中臺灣社會經濟發展要害，但未見真正切實可行的政策規劃。

　　全文內容如下：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赴美“面試”期間在演講中提到，未來民進黨執政，將推動以“創新、就業、分配”為理念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并強調將努力推動臺灣經濟增長模式由“效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重塑臺灣經濟競爭力。蔡英文成為民進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參選人后，在不同場合都提到“新經濟發展模式”，可預見這將成為民進黨未來執政社會經濟領域的核心政策。

　　“新經濟發展模式”是試圖平衡“左右”的社會經濟政策。2008年民進黨敗選后，逐步選定階級議題和分配議題作為自身宣傳主軸，高舉“公平正義”旗幟，不斷攻擊臺執政當局“政商勾連，圖利特定財團”，宣稱經濟增長反導致島內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島內民眾對經濟發展無感，聲稱自身上臺執政將高度重視分配議題，將向中下階層和弱勢群體傾注更多資源。同時，民進黨全力高舉“環保”牌，強調社會責任，堅決反對“核四”運營，主張“2025年實現非核家園”、“10年開發綠色能源500億度”、“10年節電300億度”，政策主張盡顯自身“左派”政黨色彩。

　　但是，隨著民進黨選情看漲，需要進一步向島內工商界示好，以分化拉攏國民黨傳統支持者時，蔡英文又反復強調“不仇富反商、不獨尊勞工、不反對簽訂自貿協議、不支持豪宅稅、證所稅”，甚至脫口而出“臺灣勞動放假太多”，引發巨大爭議。由此可見，蔡英文極力想在島內工商界和勞動群體、環保群體中謀求平衡，努力擴大自身支持群體。

　　“新經濟發展模式”切中臺灣社會經濟發展要害，但未見真正切實可行的政策規劃。客觀而言，民進黨與蔡英文提出的“新經濟發展模式”確實找準了臺灣社會經濟發展陷入“悶經濟”困境的病因。臺灣長期處于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下端，經濟競爭力長期依靠生產成本的不斷壓縮和勞動效率的不斷提升，遲遲未能實現經濟發展由“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其中原因既包括臺灣自身研發投入的不足、政策法規松綁不夠、島內風險投資市場不發達等政治經濟方面因素，也包括教育體制效能低下、人才外流等社會因素。提升臺灣競爭力需要臺當局創造更有利的社會經濟環境，最大程度激活民間活力與創造力，也需要臺當局加大對經濟發展投入。這要求臺公權力部門理順發展與分配關系，完善財政收支結構。

　　但事實上，臺灣財政狀況很不樂觀，一方面是社會福利開支因政黨惡斗陷入“喊價式增長”，各類福利津貼逐年加碼；另一方面是政黨為不失去選票，都不敢輕言加稅而更傾向于減稅，致使臺灣成為稅收負擔比最低的經濟體。民進黨與蔡英文四處宣講“新經濟發展模式”，試圖“左”、“右”兩邊都討好，但惟獨不見其實打實的政策規劃，也難找到其改善臺灣財政狀況惡化的具體辦法。難怪有論者批評民進黨與蔡英文的政策是“不負責的左派政策”與“不誠實的右派政策”。

　　“新經濟發展模式”選擇“拒斥大陸，靠向美國”的發展路徑，注定難獲成效。蔡英文在美國演講時表達“非常希望和美國建立經濟戰略伙伴關系”、“迫切需求參與跨太平洋伙伴協定（TPP）”，同時強調“新經濟發展模式”應“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確保臺灣經濟自主”。

　　當前兩岸經濟合作進入深水區，兩岸產業合作由以往的垂直分工整合逐步轉向水平競合發展，臺灣半導體等優勢產業正面臨來自大陸日趨激烈的競爭壓力。從《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目標在于建成一個高水平、相對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半導體等產業必然是大陸投資發展的重點。作為規模較小的淺碟型經濟體的臺灣，按照市場規律要求，其理想選擇應是盡速實現兩岸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以盡快切入大陸為主導的東亞生產網絡體系，并依據自身比較優勢，選擇若干環節強化自身競爭力。可見，臺灣未來發展的理性選擇應是進一步靠近大陸，通過兩岸經濟深度融合以實現自身提升。而民進黨“拒斥大陸，靠向美國”的經濟發展規劃背離了大陸崛起及兩岸經濟合作發展的大趨勢，未來成效難言樂觀，屬于典型的“開偏藥方”。

　　另外從產業鏈和價值鏈角度分析，臺灣對外經濟合作重心應該是通過大陸主導的RCEP進入東南亞，甚至是通過大陸主導的“一帶一路”建設規劃和亞投行進入中亞及中東等地區。而民進黨與蔡英文熱衷的美國主導的TPP標準極為嚴苛，現有TPP參與成員內部尚存在巨大分歧，能否上路實施還存在不小變數。近些年臺灣自由化進程緩慢，“自由經濟示范區條例”因島內分歧巨大、政黨惡斗不止一直未能通過，很難相信臺灣未來能快速達到TPP要求。可見，民進黨對TPP所展現的熱衷或許更多只能成為一種充滿政治算計的姿態，很難成為現實。（謝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