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共識”是大陸的基本立場和底線，是否承認“九二共識”已被廣泛認為是檢驗臺灣地區新領導人蔡英文5·20講話的核心指標。蔡英文及其團隊對此須有清楚認知，即“九二共識”是蔡英文的必答題而非選擇題。

　　接受“九二共識”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蔡英文在選舉期間和選后的兩岸政策基調主要是兩個關鍵詞：“維持現狀”和“憲政體制”。其實大陸和美國也希望維持現狀，但二者“維持現狀”內涵清楚：大陸堅持“一中原則”反對“臺獨”，在此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美國亦堅持“一中政策”反對“臺獨”，且有建交公報作為法理支撐。而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若與“憲政體制”勾連，則隱含了特別含義。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李扁推動所謂“憲改”已導致兩個重要的事實結果：第一，雖未觸及關于疆域的條款，但大中國架構在操作層面已發生向臺澎金馬架構的萎縮；第二，就是臺灣部分人的認同受到“本土化”、特別是“去中國化”影響。基于這些，“維持現狀”實際上為蔡英文預留了以后用“一邊一國”論詮釋現狀的空間。

　　實際上，對蔡英文和民進黨而言，接受‘九二共識’是“維持現狀”成本最低、也最簡約省事的選擇。只是自2000年以來，民進黨一直否認“九二共識”，李登輝更在陳水扁之前就否認“九二共識”。作為李登輝的老部下，蔡英文當然確知前者否認“九二共識”的深意。同時，她還受到島內“時代力量”等“臺獨”勢力的牽制。因此，指望蔡英文在5？20講話中承認和接受“九二共識”不太現實，其兩岸政策論述空間不大。

　　按照兩岸良性互動正常和起碼的要求，蔡英文本應在“九二共識”問題上“尊前明后”。即先要表明“尊前”的態度，表示尊重和理解“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以及在此過程中達成的“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還需“明后”，即明確“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或“核心意涵”。但目前來看，蔡英文在“九二共識”問題上更有可能的做法是“尊前抑后”。盡管她會刻意做出“尊前”姿態以強化人們的印象，但她最終還是不接受“九二共識”，不接受其作為兩岸互動的基礎。這樣，“尊前”反而是為了“抑后”。這樣的表態當然無法為大陸方面所接受。

　　拒絕“九二共識”侵蝕兩岸和平發展基礎

　　“九二共識”是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石和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沒了，兩岸和平發展還能存在嗎？這樣的疑問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的放矢、直逼要害。蔡英文近來一些言論和表現證明她確實想在兩岸政策上使用某種“切割”策略，這是民進黨在島內政治中慣用的招數。

　　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即政經切割和內外切割。一方面，蔡英文想對8年來兩岸交流的成果照單全收、“概括承受”，繼續獲得經濟上的好處，同時繼續“參與”WHA、APEC等重要國際場合。另一方面，她在政治上卻不承認不接受這些成果的前提和基礎，即“九二共識”及其核心內涵。但如國臺辦發言人所言，“不能只摘果子，不拜樹頭”。如果不承認“九二共識”，那么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就不在了。基礎不在，就會導致兩種可能：一是將出現冷和平弱發展的局面，二是不排除發生動蕩和對抗的可能。 至于在5？20之后將出現哪種局面，則取決于蔡英文兩岸政策的實質內容，也取決于島內“臺獨躁動”鬧到什么程度。

　　大陸對臺政策或進一步收緊

　　2005年以來，大陸通過海峽論壇、兩岸經貿論壇推出100多項惠臺措施，2008年后更是有意識地實行“經濟讓利”政策。這些措施對兩岸和平發展貢獻良多，但不少臺灣人對此“無感”，甚至對“讓利”“惠臺”這類字眼有所反彈。

　　基于過去兩年臺灣島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及蔡英文的實際表現，大陸方面現在在對臺政策具體做法上已有調整。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從無感到有感”，如岡比亞與大陸復交、陸客赴臺銳減以及處理涉肯尼亞電信詐騙案等，只是這種“有感”是從痛感開始的，其好處是讓人印象深刻。隨著“經濟讓利”逐漸結束，兩岸經濟關系回歸常態，完全依照市場化運作。按照制度經濟學要求，正常的經濟關系發展應有獎懲機制。過去在兩岸關系運作層面只有“讓利”“惠臺”等“獎”而沒有“懲”，這會被對方視為理所當然。這種情況顯然將有變化，獎懲并行機制將被建立起來，從而使雙方經濟關系產生必要張力。

　　過去8年兩岸堅持“九二共識”，進而創造出和平發展的大好局面，形成人們所說的“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之勢。但5？20以后兩岸關系發展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從近期表態和論述看，大陸方面對臺基本立場更加堅定明確。雖然推動兩岸交流無疑將是大陸繼續推動的方向，但受兩岸環境影響，這種交流的規模、數量、內容、質量和效果都可能萎縮，變成一般性交流。如果蔡英文在“九二共識”及其核心內涵的“正題”上跑得太偏，則大陸對臺政策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對此島內也應有所認知。

　　總體而言，在大陸強勢崛起的態勢下，兩岸關系已從根本上發生“勢”的轉移，大陸在牢牢把控主導權。如果說過去大陸在兩岸關系中還要承受臺灣內部政治生態變遷后果的話，那么今后臺灣則要承受大陸崛起的全部結果，不僅要面對大陸在全面深化改革與依法治國等方面不斷取得的進展和成就，更要面對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的前景和預期。（作者是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