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中華”“恢復臺灣”

　　中山先生國家統(tǒng)一思想深刻而厚實，其形成，與當時被日本割占的臺灣密切相關；其影響，在始終與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進行頑強抗爭的臺灣民眾中得到重要體現(xiàn)。

　　一、中山先生率先喊出“振興中華”、“恢復臺灣”

　　作為辛亥革命的領袖，中山先生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創(chuàng)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即直接受刺激于日本侵略中國的甲午戰(zhàn)爭（日占旅順第三天），因此親自定名興中會，并于親手起草的章程中規(guī)定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日本1895年4月17日迫使清政府簽訂的《馬關條約》強行割占臺灣，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更直接提出“恢復臺灣，鞏固中華”，中山先生本人后來也一再重申“恢復臺灣”。

　　中山先生領導革命運動的第一次起義，1895年10月26日的廣州起義，即發(fā)生在臺灣被日本以武力全部占領的第五天。同年，中山先生派興中會成員楊心如到臺灣宣傳革命思想，發(fā)動革命力量。1897年，中山先生派摯友陳少白到臺灣建立興中會第二個分會，領導臺灣人民開展革命斗爭。這樣，臺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斗爭融入祖國整體的革命運動之中。時有輿論指出，辛亥革命實際“以甲午這一年為起點”，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和清朝封建統(tǒng)治的腐朽所造成的“割臺”，極大地傷害、刺激了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促進了以中山先生為代表的大批志士仁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革命思想。后來更有臺灣學者據此認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原點”就是抗日精神，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原點”的“原點”其實是在臺灣。

　　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向中外鄭重宣示，“中國如不能收復臺灣，即無法立于大地之上”。這表明，“收復臺灣”不僅是中山先生領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目標，也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整個中華民族爭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神圣使命。

　　二、中山先生三次入臺傳播革命、宣傳民眾

　　作為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的民族英雄，中山先生十分關注處于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的祖國寶島臺灣，先后三次到臺，對大陸和臺灣革命事業(yè)的相互促進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1900年9月28日，中山先生化名“吳仲”首次到臺。為便于策劃廣東惠州起義，中山先生從日本神戶經馬關抵基隆再到臺北，建立臨時指揮中心，逗留42天，通過革命黨人鄭士良組織惠州三合會、哥老會等力量發(fā)動武裝起義，隊伍一度發(fā)展到2萬余人。1913年8月5日，中山先生化名“汪國權”第二次到臺。時因革命黨人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而爆發(fā)的“二次革命”受挫，中山先生從上海南下廣州指揮“討袁”，途中與胡漢民一同路過日本在臺灣短暫停留。中山先生受到臺灣同胞熱烈歡迎，為臺灣同胞和有關友人留下“博愛”、“同仁”等墨寶，還會見了臺灣和大陸在臺的一些革命黨人，指示他們繼續(xù)開展斗爭。1918年6月上旬，中山先生第三次到臺。當時北洋軍閥段祺瑞廢除《臨時約法》，中山先生開展“護法運動”失敗，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由廣東汕頭取道臺北東渡日本。中山先生原擬在臺稍留，藉以向臺灣同胞“發(fā)表意見，宣傳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吹愛國精神”。臺灣同胞也很高興，準備“以充分的熱情歡迎”。但日本政府和臺灣總督府深為害怕，“用盡阻撓方法”不讓中山先生與臺灣同胞晤談，使得中山先生未能在臺灣多作停留。

　　中山先生心中，重視臺灣在革命中的作用，既因臺灣與祖國大陸一水之隔，由臺灣接濟大陸革命或從臺灣內渡大陸督師都很方便；也因1897年臺灣興中會、1910年臺灣同盟會、1912年“中國革命黨”臺灣支部成立，臺灣具有相當革命基礎；更因臺灣雖被日本割占，但兩岸畢竟本為一家、同胞畢竟血濃于水，同氣相求、同舟共濟理所當然。

　　三、中山思想深入臺灣寶島，推動抗日斗爭

　　作為與祖國大陸一水之隔的臺灣，接觸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比較早。武昌起義前，中山先生等革命黨人已將臺灣作為重要活動基地，并廣泛動員臺灣籍人士參加革命組織與活動。武昌起義不久，許多臺灣熱血青年內渡大陸，直接加入福建、上海等地的革命隊伍。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通過各種渠道滲透進臺灣。臺灣民眾將辛亥革命概括為三句話：唐山（指祖國大陸）發(fā)生了革命，“漩桶”（“宣統(tǒng)”諧音，臺土語“尿桶”之意）退了位，孫中山當了大總統(tǒng)。當時臺灣私塾小學生喜讀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經》，開篇四句話為“我中華，民主國，黃龍旗，變五色”。

　　辛亥革命勝利的巨大影響，使臺灣在被日本統(tǒng)治17年后很快興起又一輪悲壯的武裝抗日起義，從1912年到1915年較大規(guī)模的即有10次左右。其中，1912年劉乾領導的“林圯埔起義”、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1915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起義”震動全島，給日本殖民統(tǒng)治很大打擊。作為臺灣“與辛亥革命關系最直接的一人”羅福星，在領導1913年“苗栗起義”中，以“驅逐日人”、“光復臺灣”為號召；親自撰寫《大革命宣言書》，指出光復臺灣活動是為“雪國家之恥”、“報同胞之仇”；在法庭上宣示自己的目的，是“使本島復歸中國所有”。

　　1920年8月5日，中山先生針對日本與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慷慨陳辭：若實行“把整個中國征服去了”的“二十一條”，我們“革命黨人一定打到一個人不剩”。1924年2月11日，中山先生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病榻上，念念不忘臺灣，還特別針對臺灣的歸屬問題明確要求對日應提出“廢除日本與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等三項主張。1928年9月，臺灣“獨立革命黨”制訂黨章，開宗明義“本黨宗旨為團結臺灣民族，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在臺一切勢力；在國家關系上，脫離其統(tǒng)治，而返歸祖國，以建立三民主義新國家”。1936年6月，臺灣著名史學家連橫先生針對日本不斷擴大侵略中國的行徑，臨終前留言后人：“今日寇氣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zhàn)，光復臺灣即其時也。”此言，終被此后9年的歷史所應驗。

　　1945年，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國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取得偉大勝利，臺灣同胞以犧牲65萬人的慘烈抗爭結束了日本50年的殖民統(tǒng)治。當年10月25日見證日本投降、臺灣回歸歷史時刻的臺北公會堂，后被改名“中山堂”，正可謂“家祭告乃翁”。

　　四、中山精神激勵臺灣同胞，促進中國統(tǒng)一

　　作為與大陸同胞同文同宗的臺灣同胞，對為“振興中華”、“恢復臺灣”而奮斗不懈且“愈挫愈奮”的中山先生十分敬仰。

　　日據臺灣時期，臺灣《民報》尊崇中山先生為“國民之父”、“弱小民族的向導者”。1914年，“苗栗起義”領袖羅福星就義前慷慨賦一首八句藏頭詩，每句首字相連，即為“中華民國孫逸仙救”。1915年的“西來庵起義”發(fā)布告示，在公開祭出傳統(tǒng)愛國旗幟“盡忠報國”時，赦然標明中山先生主張的原話“恢復臺灣”。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極度悲痛之中疾書挽聯(lián)：“一統(tǒng)雄心傷未達”、“九原遺恨定難消”，表示對中山先生壯志未酬的惋惜、對中華兒女壯心不已的堅信。就讀北京大學的臺灣籍學生以北大同學會的名義恭送挽聯(lián)：“三百萬臺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yè)，舍我輩其誰分擔？”表示對中山先生領袖地位的推崇、對中山先生革命遺志的繼承。3月24日，臺灣各界在島內舉行追悼大會，5000多人立于雨中與天地同泣；被日本人禁止宣讀的悼詞悲痛呼喊“唉！大星上墜，東亞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四萬萬的國民，此刻為了你的逝世哭喪了臉了。消息傳來，我島內五內俱裂，如失魂魄一般。西望中原，禁不住淚泉滔滔了！”1927年3月，被譽為“臺灣孫中山”的蔣渭水，主持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會，飽含激情吁請所有與會者深深接納中山先生最后的呼聲“和平、奮斗、救中國”。后來蔣渭水床頭始終擺著一本《孫中山全集》。1929年6月，舉行中山先生靈柩奉安大典，臺灣不但派代表到南京，且于大典當天島內各地同行“遙拜式”表達哀思。

　　更有意義的是，臺灣同胞實際將中山先生作為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旗幟，自覺地把臺灣的前途與祖國的統(tǒng)一聯(lián)系在一起。1922年1月，旅居北京的臺灣青年學生創(chuàng)立“北京臺灣青年會”，提出“臺灣者中國人之臺灣”等響亮口號。1927年春，“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發(fā)表《告中國同胞書》，疾呼“臺灣乃中國之臺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在在表現(xiàn)出愛國統(tǒng)一的濃烈情感。

　　中山先生革命精神對臺灣同胞的影響，不僅直接反映在當時，而且深刻反映于后來直到現(xiàn)在。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臺灣年輕學者張鈞凱曾撰文表示，“1949年起矗立于臺北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代表臺灣人期待近現(xiàn)代兩岸的歷史苦痛能就此終結”，“臺灣人應該重現(xiàn)孫中山的人格身影與思想精髓，找尋在歷史與記憶迷霧里的孫中山，這才是在臺灣慶祝并紀念辛亥百年的真諦”。臺灣《海峽評論》曾發(fā)表社論鄭重指出，“只有中國的和平統(tǒng)一，才是‘恢復中華’”，“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開始”，“愿我兩岸同胞共同奮斗底于成功，以告孫中山先生及為中國奮斗犧牲的諸先烈們在天之靈”，“這才是辛亥百年紀念的意義所在”。可以說，這是從一個側面，道出了包括臺灣同胞在內所有中華兒女的共同心聲。（華慶）

往期回顧： 

系列談之一：孫中山國家統(tǒng)一思想的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