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臺灣陳水扁執政時期明火執仗、粗糙暴沖的“法理臺獨做秀”相比，蔡英文當局正在推動低調務實的“文化臺獨”更像是“真臺獨”。

　　蔡當局更系統地從戰略高度和法制層面入手，固化和持續“文化臺獨”的政治收益，更強調建構具有本體屬性的“臺灣國族性”和“臺灣主體性”，試圖在分裂國家同時，分裂中華民族。

　　蔡當局愈發體系化的思維與做法可被稱為“文化臺獨2.0”，是其“柔性臺獨”的進行時和“去中國化”的升級版，它目標明確、路線清晰、手段陰柔、節奏緊湊、覆蓋面廣、耐心充足，深刻而消極地影響著兩岸關系和島內政治，危害極大。

　　蔡氏“文化臺獨2.0”的主要做法包括：其一，通過修改歷史課綱以徹底斬斷“臺灣史”與“中國史”的連結，確立“臺獨史觀”；其二，通過“語言平權”和鉗制中華宗教信仰，潛移默化地改造臺灣的“文化認同”；其三，拔高少數族群文化、殖民文化、“新住民”文化，人為制造在血緣、地緣和觀念上與中華民族“殊源異歸”的“臺灣民族”。

　　具體而言，“文化臺獨2.0”的特殊危害，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以戰略高度遂行“文化臺獨”。蔡英文作為曾經的英國留學生，受注重整體主義和文化規范作用的國際關系“英國學派”影響，有意識地以戰略高度和系統思維操作“文化臺獨”。

　　首先，表現出“戰略耐性、韌性”。蔡英文欲通過“文化臺獨”的長期過程“生產天然獨”，她曾在反“凍獨”時稱，“認同臺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是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另一方面，盡管“文化臺獨2.0”比李扁時期“文化臺獨”走得更加深遠，起用了“急獨”的鄭麗君、潘文忠等“基本教義派”官員，但吸取了陳水扁時期臺當局“教育部長”杜正勝敲鑼打鼓推“同心圓史觀”，讓“文化臺獨”及其本人成為眾矢之的的教訓，改為堅持“不挑釁、不冒進、做多于說”，手法隱蔽、低調。

　　其次，試圖主導臺灣文化話語權。蔡當局欲通過“文化會議”等粗糙程序，以“凝聚共識”之名將自己的意志通過“文化政策白皮書”和“文化基本法”強加給臺灣社會。后者被視為“文化憲法”，具有廣泛的約束力，授權臺當局通過增加文化預算和對政策展開“文化審查”，自上而下地主導臺灣文化話語權，以“重塑臺灣的文化未來”，改造民眾的文化生活和觀念認同，開啟一場文化上的“革命”。

　　二是以“文化臺獨”為“政治引擎”。蔡當局的“文化臺獨2.0”居于其政治架構中心，兼有手段和目的雙重屬性，換言之，它在“去中”之后，更重視“建構”，即創造基于各“原生與外來文化”的“臺灣文明”，并消化“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因此，“文化臺獨2.0”得以超越粗糙、暴沖的“急獨”路線，成為更具有欺騙性和隱蔽性的“柔性臺獨”之魂魄，與現實面的“綠色執政”互為因果、相互激勵。其收益正是對兩岸關系的危害。

　　首先，以“轉型正義”為名“去中打藍”，既為落實競選口號，擴大綠營基本盤，也是執政失能的障眼法。

　　其次，以“文化臺獨”緩解“獨派”壓力，同時迎合美國放任民進黨制衡大陸的隱秘心理，獲得其對“緩獨”的縱容。

　　再次，讓“去中國化”和“臺灣認同”在島內成為野蠻生長的“政治正確”，磔傷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石，若這兩類流毒加速積累，將讓兩岸心靈契合失去血緣文化依托，最終將兩岸推向烽火邊緣。

　　三是繼承并深化李登輝、陳水扁的“文化臺獨”。蔡版“文化臺獨2.0”脫胎于李、扁經驗，此前的“文化臺獨”帶著初次掌權的“本能沖動”，受限于“朝小野大”的時空環境，更像是區塊性的基礎建設和“法理臺獨”的輔助工作，尚不能貫通勾連、為所欲為。如陳水扁謀求“語言平權立法”失敗而改推強調閩南語、少數族群語言的“鄉土教育”等。

　　脈絡最明顯的則是成本低、效用佳的篡改課綱工程：1997年，李登輝增加“認識臺灣”課程，臺灣“國族認同”出現逆轉，1999年的“88課綱”，臺灣史在中國史范疇內首次單獨出現；臺當局“教育部長”杜正勝推“兩國論史觀”，首采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分法。盡管臺灣的人口、語言主體和福佬文化均源于大陸，但李、扁教育試驗的受害者被塑造為“天然獨”，為蔡當局深化“臺獨史觀”提供了信心和動能。

　　另外一方面，民進黨的“全面執政”和臺灣社會“深度綠化”，也讓蔡當局有更多空間和手段強推“文化臺獨2.0”，有能力借“立法”為“文化臺獨”賦予“合法性”和持續性。更何況，島內各在野黨制衡力道羸弱，低谷中的藍營也難擋“文化臺獨”的洪水猛獸。例如，蔡上任首日即廢除馬英九撥亂反正的“微調課綱”，并且企圖在李、扁課綱將兩岸歷史相剝離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中國史列為臺灣史、東亞史的支流。

　　四是將“文化臺獨”打造為系統工程。相比于還有些欲蓋彌彰、簡單粗暴的李登輝、陳水扁，在多年理論儲備和“全面執政”后，蔡氏“文化臺獨2.0”享有更大的政治賦權，也表現出更強烈的戰略性和系統性。

　　其一，從戰略高度，讓“文化臺獨”成為其各項政策的“背后靈”，并與兩岸“冷對抗”、“臺獨外交”、“經濟臺獨”和“法理臺獨”互為表里、相互促進，例如，蔡當局在處理“陸生共諜案”、退將赴陸爭議、“前瞻建設立法混戰”、長榮航空“天災假罷工”和“反滅香抗議”等議題時，接連將責任歸咎于大陸的“滲透、統戰和策反”，轉嫁危機并借機推行“去中國化”，以收一箭多雕之效。

　　其二，通過綿密相連的法律政策，積累和固化“文化臺獨”收益，持續荼毒下一代。可見，蔡有清晰的“文化臺獨”路線圖，有的放矢地組合多個“臺獨模塊”，以產生功能性的外溢和協同效用，形成分進合擊、結構穩固的“文化臺獨系統”，建筑“柔性臺獨”的空中樓閣。

　　小結

　　盡管“文化臺獨2.0”是當前兩岸風險管控的焦點、難點，但其荒謬、狹隘的本質和道義上的欺騙性、虛偽性，決定了其在現實政治中的局限性。其立論和演繹基礎有三：

　　其一，以捏造、扭曲兩岸歷史為邏輯起點和立論前提；其二，以對大陸現實的隔離、污蔑和仇恨作為自我循環論證的依據與載體；其三，以假設和虛構“必然臺獨”所應允的“美好未來”幻想作為催化劑和麻醉劑。

　　然而，這些假象與兩岸數千年來血親不絕的歷史現實，與當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觀進程，以及與兩岸必然重歸一統的終極未來是相悖的。“文化臺獨”得以孳延的土壤是島內被人為制造的謊言與隔絕，這樣的幻象終究將會隨著臺灣青年一代未來必經的再教育、再認知、再反思，隨著兩岸民間交流持續連接兩岸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由此外溢的兩岸民眾的事業家庭、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而消減、破滅。（作者：劉匡宇，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