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廣網(wǎng)5月6日發(fā)表東南大學臺灣經(jīng)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許川的評論文章說，1945年，蔣介石撤退到臺灣，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移民涌進島內，給原本較為單一的社會結構帶來新的變化，即后來所熟知的族群對立或融合問題。客觀地說，任何社會都難逃族群問題，只是族群問題在政治變遷中扮演何種作用，則需要視不同時空和情境而定。在一些地方，因族群問題最后導致了國家分裂，而在另一些地方，因族群問題政治共同體變成了更加多元文化的國度。

　　眾所周知，臺灣社會生活著四大族群，分別是客家人、本省人、外省人以及原住民。從這里的劃分標準便可知曉，臺灣的族群問題，不是狹義上所指涉的“民族”問題，而是由不同的原鄉(xiāng)或地理所構成的具有比較獨特表征的群體之間的共存問題。

　　按理說，臺灣的所有族群皆是中華民族脈絡下的分支，本身并不存在不可兼容的材質，因為他們同根同源、五緣相連，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有著種族、教派等水火不容的根本性矛盾。然而，事實的情況是在民主化轉型時期，臺灣的族群對立相較于其他分裂社會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不得不探討族群意識的構成要項，以及它們之間何以勢不兩立，又是何以相互敵視。

　　族群意識“為人我之別的感情因素提供價值基礎，并在與別人接觸的過程中形成相當程度的冷酷與暴力”，其導生于族群之間的差異乃至區(qū)隔，是由其群體記憶和群體文化等所形塑出來的社會認知特別是政治認知。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派伊就曾指出：“族群意識可以建立一個國家，也可以撕裂一個國家。”某種程度上，族群意識的異質性是社會對立甚至撕裂的根源。

　　族群意識的核心是“一個族群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被別人看待”，其在本質上所涉及的是一個人及其他所屬族群的歸屬感與自尊心的問題。每個族群都希望得到平等對待，但是每個族群在政治生活中都被不平等左右。族群之間的平等關系受制于它從社會和他者那里得到了什么，以及由此心生的不滿。

　　不平等與差異相伴相生。差異是界分族群的地平線，“人類因彼此的差異而分人我，各自緊緊抓住或依附著族群的特征”。差異對于政治權力的主客體而言，并非全然是消極的，有時候它反而成為弱勢群體塑造族群意識可資利用的資源。用來強化差異其實也是用來強化族群認同和族群身份的工具往往是一些自然屬性或非人為特征，比如地域、語言、名字、歷史與起源。

　　地域就是以出生地來區(qū)分群己，認為只有出生在臺灣的人才是“我們”的同胞，才配得到“同胞之愛”。以地域為核心的圈子一經(jīng)形塑，那么在圈子內就會親者更親，而只要走出圈子，似乎就會遭到圈子外他者的威脅，于是圈子內的人都愿意繼續(xù)卷縮在圈內。受圈內移情的灌輸，族群意識便會膨脹，因為圈子越大，族群意識就會越強。

　　赫爾德認為，語言喚醒了族群個別的存在意識，并使這種意識得以持續(xù)，同時借此把自己與其他的群體區(qū)隔開來。臺灣政治人物為拉近與本省人的距離，以凸顯自己的本省情感，始終對閩南語以及閩南文化念茲在茲。不僅在私下自學閩南語，也在公共場合賣力講閩南語，推動閩南語的普及化。不夸張的說，閩南語已然成為判別族群親疏遠近的標尺。

　　1998年，臺灣當局擬借“通用拼音”來取代行之有年的漢語拼音。陳水扁上臺后，為配合他的“文教臺獨”和“本土化運動”，也大肆操弄語言議題，要求各小學開設“鄉(xiāng)土語言”課程，規(guī)定學生必須在閩南語、客家話或原住民方言中選修一種。2003年，民進黨當局拋出“語言平等法”草案。以上種種的意圖就是要撤廢漢語的獨尊地位，從語言上炮制身份差異。

　　在名字方面，“臺獨”勢力也不停腳步，大力推行“正名運動”。“正名”就是要把非我族類的標識一概清除。“在所有認同的符號當中，名字的確是最簡單、最實在也是最明顯的。”名字是族群的象征，是對族群文化的傳承和對族群身份的張揚。對自閉于我群當中的人們來說，名字是族群意識投射到社會層面的具象化載體，是族群受到尊重的直接呈現(xiàn)，故而只有將那些刺眼的名字剔除，才能祛除現(xiàn)實世界對其的排斥或否定，也才能撫慰內心世界的不安與焦慮。

　　而本省人的歷史觀更是大行其道，外省二代或三代很快就拋棄了他們理應承襲的歷史情結，即對自己從哪里來的軌跡的遺忘。“人們對自己過去的了解，通常都只及于一兩代”，因而祖先的或更為久遠的歷史對年輕人來說都太過陌生，他們在乎的是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土地及其與自身所產(chǎn)生的互動。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臺灣的族群對立越到后來就越趨褪色的根由所在。

　　由上可知，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差異最為明顯，因為他們之間不僅僅只有差異，而且還有因差異而導致的紊亂。本省人認為他們是臺灣土地的主人，也應該是政治權力的主人，可外省人似乎取代了他們的位置，使得他們的身份與地位出現(xiàn)了錯位，錯位一旦產(chǎn)生，為“復位”而引發(fā)的對立或者沖突就難以避免。

　　掙脫這種錯位的枷鎖，是因為他們感受到了不安全，這種不安全可能是現(xiàn)實生活的真切感受，也可能是集體意識的狹隘想象。但不論是出自哪種動因，都會驅使少數(shù)族群走向一個極端，尋找所謂的“姆庇之家”，建構一個只屬于我群的政治共同體，亦即國家。因為他們偏斜的認為，他們只有在“姆庇之家”里面才是安全的，也才是平等的。

　　但問題是，所謂被威脅的本省人，在如今的政治變遷中已轉換角色，成為了威脅者。主客易位，依照這樣的邏輯，他們已經(jīng)翻身，就應該有所消停。可消停不是“臺獨”勢力炒作族群議題的最終目標，折騰才是，不然他們就會喪失制造“臺獨”的必要性和緊迫感。

　　同時，臺灣社會的族群意識和族群認同是動態(tài)的，體現(xiàn)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族群紛爭不再那么縱深，以及臺灣人認同逐漸取代族群認同。而今的族群對立，已從臺灣內部轉移到兩岸之間，他們不再突出本省人的自然屬性，而是強調臺灣人的歷史敘事。生產(chǎn)和維持臺灣意識是構設“姆庇之家”的建材，因為“族群意識不僅區(qū)別人我，而且切割人我”。

　　“臺獨”勢力對族群分立意識的轉嫁和措置，使得原本就較為僵化的兩岸關系變得更加不堪一擊，但這正是他們所期望的，“族群的自我認知、評價和取向跟外在的認知、評價和取向出現(xiàn)落差，受到族群認同這種軟材料的撩撥、塑造與滋養(yǎng)，沖突便更火上加油。”一味地重申與彰顯兩岸之間的差異和隔閡，甚至扭曲和丑化事實，都是他們挑撥、激化矛盾，催生“想象的共同體”的養(yǎng)分。

　　必須要指出的是，“臺獨”勢力對族群認同的刻意離間，不但無法讓昭然若揭的政治陰謀得逞，而且也會將自己葬送于這場無端生事的族群對立之中。因為從根本上講，族群差異及其矛盾的生存空間僅涉及權力場域，而非主權范疇。更何況，主權的完整性是權力的多元化存在的前提。

　　回歸到本質，族群差異是否必然帶來對抗甚或分裂？縱觀世界，由族群問題帶來的對抗實屬難免，但在某種意義上，對抗的過程其實也是磨合的過程。而分離只不過是族群關系脫序的一個殘片，既沒有原型，也屬于次品，是族群意識異化的產(chǎn)物。（本文作者許川，系東南大學臺灣經(jīng)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