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香港中評社資料圖）

　　香港中評社28日發表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汪毅夫文章，以下為內容摘編。

　　閩臺海上有人的活動，自然會有閩臺的海上文化。在昔航海技術和海上交通運輸業不發達的年代里，漁民是海上最活躍的人群，他們的習俗、信仰、忌諱、交際、歌謠、傳說，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構成了閩臺海上的漁文化。

　　舉個細微的事例說，漁民稱高于海面的陸地為山，岸上稱山上、上岸叫上山，有些海島乃以山名，如“熱壁山”；漁民也稱小島為嶼，某些小島則被稱為嶼，如“葫魚嶼”（即釣魚島）。細細研究起來，“熱壁山”也叫“葉壁山”，在福州方言里熱、葉是同音的，這透露了一個歷史信息：熱壁山（葉壁山）是福州籍漁民命名的；清代有人將“葫魚嶼”（釣魚島）記為“好魚須”,殊不知在閩南方言里，“葫(魚)”是撈(魚)的近音替代字，而“須”是“嶼”的近音替代字。這表明釣魚島及其別名“葫魚嶼”，是閩南漁民給的名。這當然也屬于閩臺海上的漁文化。據說，“漁”字在金文里就定型了。三千年前，它的漢字字形是流水旁的一條魚、一群魚。到商代很有趣，明確畫出了用手抓魚。

　　福建六千年多前就有先民的海洋采捕活動，四五千年前就出現陶網墜、貝刀，說明閩地的漁文化，達到一定水平。南宋梁克家《三山志》有比較系統的水族記載，明代福建出現了屠本畯《閩中海錯疏》、聶璜《海錯圖》等著作和圖冊，一時藐視中外。晚清閩縣人郭柏蒼的《海錯百一錄》，更是中國空前詳備的海洋生物志，豐富和擴展了漁文化內涵。

　　新聞傳播專業的朱家麟教授以“漁文化”為標榜，“跨界打劫”，在前人基礎上，以現代科學眼光，結合親身經驗和田野調查，接連寫了三本《廈門吃海記》，把魚、漁法、海洋狀況和籍海生活人群的故事、歷史，用一個吃字穿引起來，精彩紛呈。

　　《廈門吃海記》的許多篇章，往往從漁民給魚的命名說起，快言快語、活靈活現地講述有關魚的一切：產地、生性、形態、傳說、烹飪、食用等，令人讀來直呼快活快活！例如：關于“紅娘子”，朱家麟教授用簡潔的語言說了一通繁難的考證、講了一連串有趣的故事后寫道：“最近看《臺灣府噶瑪蘭廳志》，卷五載有‘紅娘子’的區別：‘紅魚有二種，大者滿尺，俗呼紅頭魚，泉州謂之捺潤魚，其二三寸許者，俗呼紅魚子，泉州謂之紅娘魚’。原來古人早就分清了。文化失傳，害得我繞了半天八卦陣”。

　　《廈門吃海記》借這類個案的集合，做閩南漁文化的描述與研究。寫作方法上，《廈門吃海記》也嘗試學術化與通俗化并進。除了適應當今讀者碎片化閱讀采用的短段落結構，文字中那些閩南特色語言、諺語、俚語別出心裁的運用，常常令人莞爾。當然，外地讀者也許不能盡解其中妙趣。 

　　我同朱家麟教授是一起長大的髪小：一塊上學、一伙下鄉務農、一同在學術上成長。《廈門吃海記》將學術研究、生活體驗和審美經驗做一爐共冶，具有科學、歷史、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價值，我相信其必為傳世之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