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情況下，隨著一個文化體由稚嫩到成熟，流行敘事一定是趨向于分眾化和標簽化的，所謂的“國民敘事”只會在十分偶然的情況下出現。

　　青少年身上的反抗精神被消費文化解構乃至改造，無疑是一種文化上的衰落，但強大的商業邏輯卻使得這樣的精神趨勢顯得順理成章。

　　因為要彌合社會變遷帶來的文化與身份記憶的缺憾，所以當下的流行文化生產者依然可以在30-40歲的人群中找到市場。于是，今天的流行文化產品就呈現出了典型的“多義性”色彩，這些產品吸引真正的青少年固然是其本性與本意，但對早已成年的“70后”和“80后”而言，青少年流行文化扮演了“緬懷的觸發器”的角色。

　　一個“小男孩”過早成年,而“老男孩”拒絕長大的觀念共識，就圍繞著擁有“國民性”的流行文化工業體系漸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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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和我差不多同齡的女士這樣和我描述她在“五一”期間的休閑安排：先去電影院連續看了熱門影片《左耳》與《何以笙簫默》，然后把因工作繁忙而一直擱置的網絡劇《匆匆那年》“補”完，而每天晚上入睡前，則會翻一翻自己學生時代很喜歡的一本小說《此間的少年》。這是一位在我的朋友圈中以雷厲風行著稱的“女強人”，而她最喜歡的一部電視劇多年來始終是《還珠格格》。

　　前些日子，《紐約時報》首席影評人A.O.Scott那篇《誰殺死了流行文化中的成年人》一石激起千層浪，雖然關注的是美國大眾文化領域強勁的“青少年敘事”及其背后的社會文化動因，但此文標題拿到當下的中國，似也大抵貼切。

　　今年的“五一檔”電影，青春片《何以笙簫默》收獲票房3.32億，而王小帥執導的《闖入者》呢，330萬？最近幾年，于正工作室對金庸武俠劇的大規模“改造”更是，偶像劇般的《笑傲江湖》一面遭到金庸迷排山倒海的抨擊，一面獲得了3.12%的超高收視率。于正本人也正色表示：金庸小說的政治寓意需要被淡化。

　　事實上，在流行文化中被淡化的又何止這些寓意？當那句歌詞“跟著我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風靡全國，那些已經踏足社會并漸漸擁有了事業和家庭的成年人們，似乎并不介意這種詞句的快感是三個不足15歲的未成年人帶來的。這首歌的最后一句詞是“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測，成長的煩惱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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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文化通常以兩種方式在消費者中產生共鳴：一曰“想象”，既剝離伴隨青春期出現的種種實在的物質與情感困擾，以童話般的純凈世界替代令人生厭的學校與家庭生活；二曰“沉浸”，即文化產品與消費者之間沒有距離或只有很近的距離，令人如做夢般沉醉其中。但無論何種機制，都要求流行敘事與現實生活有基本的結構對接。

　　成熟的現代社會應當有種“各安其事”的沉穩勁兒，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文化生產，也要有“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的基本認知共識。所以，當社會文化的主流敘事中開始不合常識地大量出現“未成年人”及其對抽象的“青春”的呈現和塑造，我們不免要去思考原因是什么。

　　商業的原因當然不能被忽視。既然年輕人被視為有旺盛消費欲的社會群體，那么迎合其口味生產的流行文化必然有利可圖。這是當代文化工業的一般邏輯，無可厚非。但如果這種被明確定義為“青少年文化”的影視及音樂作品開始吸引大量“成年人”，甚至是遠談不上年輕的成年人（比如和我年齡相仿的那位女士），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