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聯合報》今天刊登社論指出，臺“立法院”行使“大法官”同意權“一票一人”或“一票八人”之爭，關鍵在于“立法院”對“大法官”的同意權是“個別同意”還是“集體同意”。倘若是個別同意，自以“一票一人”比較妥當；而若是集體同意，則唯“一票八人”一途。 所謂“一票一人”，是一張同意票上只列一名“大法官”被提名人；“一票八人”則是將八名被提名人全部列在同一張票上。 社論說，從“憲法”增修條文的文義、法理以及同意權的運作等各方面看，“立法院”對“大法官”都應該是“個別同意”而非“集體同意”。先看“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第二項規定，“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不得連任；既然任期“個別計算”，且別無其他同意權的相關規定，則當然對“大法官”的同意在文義解釋上應采“個別同意”，方屬合理。 再看法理。“大法官”會議采合議制，但“大法官”系獨立行使職權；“大法官”會議作成解釋時，必須計算可決人數是否達到作成解釋的標準，個別“大法官”亦可提出不同意見書或協同意見書。既然“大法官”系獨立行使職權，則“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時，當然應就每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作“個別”審查并表決，而非對“大法官”被提名人“集體”作審查及表決。 就同意權的運作而言，每位被提名人的品學、經歷、是否有特殊情況（如強烈政治傾向致有影響其行使職權之虞）等等，各不相同；則若要求“集體同意”，等于是以有爭議人士綁架了無爭議人士，將如何要求合理行使同意權？有人認為，人人皆有政治傾向，不必列為同意與否之考慮，甚至以外國之例為證云云；然而，在過去的經驗中，就有身兼“副院長”的“大法官”介入“三一九”事件真調會表決，向“立法委員”關說，后來又參與該案之解釋，導致“大法官”信譽大受折損；實例如此，則“立法院”要求個別行使同意權，實有其正當性。因此，為排除個別爭議人士之便利，并避免影響其他人士之同意起見，亦應采個別同意。 社論認為，采個別同意當然不是非“一票一人”不可，“一票八人”亦可采個別同意；但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以秘密投票為之的情況下，八人一票容易造成暗盤交易，蒙混過關。因此，比較之下，還是采“一票一人”較為合理。 有人認為，采一票一人只是讓政黨容易操作、控制云云；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說法。“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的言論及表決，本來就應該全部公開，以便向選民負起政治責任；同理，政黨要求其所屬“立委”的表決如何行使，亦向全體選民負責，拒不接受政黨指導的“立委”，就其拒不受指導的政治決定負責。這才是民主政治、責任政治應有的面貌。“立法院”的言論表決和應當維持秘密的民眾選舉權不一樣；“立院”行使秘密投票制度才是暗盤交易的溫床，是落伍的東西。 “大法官”會議就支持“國會”言論表決的公開、負責。釋字四○一號解釋說：“……‘立法委員’因行使職權所為言論及表決，自應對原選區之選舉人負政治責任……”；釋字四九九號解釋說：“……（‘國民大會’‘修憲’）應符合公開透明原則……其議事規則……無記名投票之規定，抵觸公開透明原則……有重大明顯瑕疵”。換言之，“國會”是行使政治權力的場合，必須公開透明，以便人民監督。是故，政黨是否便于控制根本不是問題的重點，人民能否監督才是關鍵。更何況，采“一票八人”且又是秘密投票，政黨的政治交易、個別“立委”的密室交易必將更為猖獗，豈非變相鼓勵政治分贓？ 社論總結，其實，“大法官”行使同意權真正該采用的是個別同意、唱名表決。如果堅持無記名投票，則“一票一人”較“一票八人”易于辨認個別委員的投票行為，在確認政治責任方面相對較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