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今日發表社論說，不知從何時起，“愛臺灣”三個字已經變成了若干政治人物的口頭禪。一位電視名嘴曾經開口閉口“這就是愛臺灣哪，鄉親”，隨后成為模仿秀中的搞笑臺詞。但部分政治人物卻是真把“愛臺灣”當成起乩（編輯：神明上身則稱為“起乩”，而整個過程則被稱為“扶乩”）的咒語，經常口中念念有詞，隨手就向競爭對手的臉上畫個道訣，指對方一定就是不愛臺灣。這樣的起乩、念咒、畫訣的樣板，許多高層政治人物的表演，真可謂是入木三分，頗有渾然忘我的乩童（編輯：乩童是一種職業，類似西方的靈媒）氣勢。但問題是，難道真能拿那些在口中念念有詞的道訣祭句，來論定誰究竟愛不愛臺灣？

　　陳水扁批馬英九，批到了其先父馬鶴凌先生的骨灰壇。他說馬老先生骨灰壇上寫著“化獨漸統、全面振興中國”，就是沒有寫“臺灣”。按照起乩境界的邏輯，這似乎就表示馬鶴凌不愛臺灣。由于“總統”參選人馬英九是馬鶴凌之子，再依照道符的推敲，當然就表示馬英九不愛臺灣。陳水扁還表示，馬英九說臺灣是故鄉，都是假的；馬英九為什么會“嫌棄臺灣、討厭臺灣”呢？ 

　　社論說，對于陳水扁拿先人骨灰做文章，把馬鶴凌的思考與馬英九張冠李戴、由一句骨灰壇文字胡亂衍生“嫌棄臺灣、討厭臺灣”的瘋狂邏輯，極盡挑撥族群之能事，各媒體均已大篇幅的批評。這樣的批評，主要是針對政治人物的風格淪喪、臺灣人民的道德危機、選舉風氣的全面敗壞。在此，我們要對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提出剖析：一個人愛不愛臺灣，究竟是要看他的所言所語、還是看他的所作所為？

　　研究行為科學的人都知道，傳統行為理論，是以性向去推測行為。例如，某甲信回教，我們就推測他必定不吃豬肉、可能多吃牛肉或雞肉；某乙信佛教，則就推測他不吃葷、只吃素菜。但是像這一類由性向去推論行為的例子通常有其應用的局限。畢竟，像宗教信仰這一類可輕易區辨的性向或偏好種類極少，絕大多數的性向是問不出、量不準的。社會學者訪問中國大陸與韓國的父母，詢問他們是否有“重男輕女”的傾向，大部分的父母在社會壓力下都會回答“沒有”；但是在行為上，分明表現出對女孩的輕視。因此，是否重男輕女常出現言語與行為的矛盾。現代的行為科學理論早已放棄“由性向推論行為”的偏差推理，而改采“由行為推論性向”。換言之，如果父母親對兒子與女兒有差別待遇，我們就會推論其心態上重男輕女；這才是先進的、科學的邏輯。 

　　就拿愛不愛臺灣為例吧。社論指出，在當今的政治氣氛下，政治人物就算是白癡，也懂得在胸前掛上個“愛臺灣”的牌子。雖然愛臺牌人人胸前一塊，但每個人心里真愛假愛，別人怎么樣也看不到。如果要“假設”某人不愛臺，再推論其賣臺之必然，絕對只是口水戰爭，也落入“由性向推論行為的陷阱”。比較正確的作法，則是以其行為推論其愛臺之真假。舉例而言，假設一位政治人物及其家人極盡一切能力搜刮受賄、搞內線交易、四處收受禮券、用滿坑滿谷的假發票報銷、縱容屬下喬金控人事、破壞文官體制、傷害臺灣和美國的關系、污蔑法官、撕裂族群、破壞臺灣傳統價值，這些行為就是不折不扣的害臺灣。就算他口中大聲地念“我的故鄉叫臺灣、母親的名字叫臺灣”，那都是假的，因為其行為已經幫助我們判定其性向。再若有人，把臺灣漁船連同捕魚執照一起賣了，使臺灣捕魚的配額因之減少，這樣的行為就相當符合出賣臺灣權益的定義；就算此人自比為愛臺教父，口口聲聲愛臺，音量宏大、中氣十足，我們也很難相信其愛臺灣，也是因為他的行為已經幫助我們判定其性向。 

　　社論最后表示，陳水扁說，“故鄉不只是嘴巴講的”，這句話我們深表同意；同理，愛臺灣既不能聽嘴巴講的，也不能看骨灰壇寫的，而是要以實際的行為去判斷。古人所謂“觀其眸子、視其所以、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真是智慧之言。由陳水扁七年來的所言所行，對其愛臺灣與否，所有臺灣人相信有仁智互見的掌握與判斷。至于他用什么語言說愛臺、場合為何、音量大小、有沒有格調、是不是為選舉，此皆為演講比賽之細節也，何足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