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行政院長”毛治國近日表示，自上任以來就不斷思索行政改革的問題，除了持續推動經濟社會政策轉型，在網絡發達的云端時代，行政部門必須與時俱進，打破傳統思維，重建與民間溝通的橋梁，要把“網絡時代的DNA”，植入行政部門的每個細胞中。

　　網絡時代，治理革新勢在必行

　　毛治國的話，是在出席日前召開的“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咨詢會”上說的。他希望當局能通過白皮書，邁出網絡時代行政革新和深化治理的第一步。

　　在島內媒體看來，當局如何回應網絡民意、應用大數據來分析政策，落實行政部門與民眾的溝通，成為該白皮書關注的熱點。如今網絡大興，加上人手一臺智能手機，已讓行政當局面臨治理新難題，例如比特幣、優步打車軟件等該不該管？過去大家都習慣從傳統媒體搜集輿情，但今天網絡意見已更多元，成為一種不能忽視的聲音。如何滿足民眾對參與決策與“透明化管理”的期待，行政部門是繞不過去的。

　　其實，像政務公開、部分行政服務和事務電子化等部分工作，當局早就在做，比如臺教育部門已經推出“數位學伴2.0”、衛生福利部門推出“健康存折”、“國發會”推出“物價信息廣告牌平臺”、經濟部門推出“青年創業及圓夢網2.0”等。但僅僅這些“表面工程”，遠遠不夠。

　　新出爐的“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匯集了臺灣各界對網絡基礎環境、當局資訊公開、網絡發展等方向的民間意見，試圖整合社會共識，在2020年前在島內建構具有網絡化、智能化、包容化的“網路智慧環境”。具體涉及的一些議題跟民眾利益息息相關，如研議對公共政策做網絡投票、當局內部成立大數據指導小組、活絡創新金融及擴大電子商務等。當局也可以借此收集分析民間意見，發現優先施政議題，讓民意和施政更緊密結合。

　　向島內網絡文化及年輕人靠攏

　　在外界看來，去年底毛治國就任后，就開始推動“治理新政”，把眼光瞄準了“網路新世代”。先是通曉網絡的張善政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張接任時即公開表示：“未來將以把‘婉君’（網軍）和年輕人放在心上為施政方針；”隨后“行政院”除了每天在PTT（臺灣最著名的網絡論壇之一）上搜集輿情，毛治國更經常對各級官員耳提面命，要他們從價值觀到平時用語、網絡溝通都應有新思維。

　　觀察臺當局的一連串動作，有兩個節點值得留意——去年的“太陽花學運”和“九合一”選舉。“婉君”們通過網絡社群持續嗆聲，讓當政的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敗。當局在接連敗陣后總結認為，在網絡時代，民意的形成與交流已產生巨大改變，而傳統的民調技術無法反映年輕族群的真實想法，所以是敗在不夠了解網絡及年輕人身上。

　　基于這個認知，去年底臺行政當局借改組之機，發動一連串網絡世界的“自我改造”。毛治國甚至舉辦“網絡發展趨勢研習營”，找來打造柯文哲奇跡的網絡“神人”，為輸得一頭霧水的官員們“開釋”。

　　當局如今強調網治新思維，不外乎兩個抓手，一個是島內網絡文化，另一個是臺灣的年輕族群。其策略也分兩步，一是利用網絡新潮流對沖傳統的官僚作風。毛治國直言，傳統官僚系統的信息溝通方式，往往是形式重于實質，說明政策或處理事情，通常都只發布新聞稿，這樣的傳播效果在日常場合中都大打折扣，更遑論網絡世界。二是用“婉君”的新人氣象為因循守舊的官員們樹立新標桿。比如，張善政就當著“婉君”的面批評部分行政部門，服務官網太丑，必須推倒重來，同時宣布將找“網絡達人”給官員們上課，為他們“換個腦袋”。

　　沒有一勞永逸的靈丹妙藥

　　從臺當局的一連串動作中，可以看出“政府如何跟得上時代”的焦慮感。有人說，自去年“太陽花學運”和縣市長選戰失利以來，當局官員驚慌失措之余，有些矯枉過正，即什么政策措施都得征詢網絡和年輕人的意見。然而，像能源、財政、外貿、產業、金融及勞工等政策，都非常專業和復雜，不是長期觀察者和專家，很難看明白問題所在。即使進行有針對性的傳統民調，都有可能“問道于盲”，何況在茫茫網海中征詢意見，又能得到多少有意義的響應？

　　這并非杞人憂天。臺“國發會”去年曾召開“自由經濟示范區特別條例”網絡溝通會，原本希望聽取網絡意見并化解外界的疑慮，然而一場會議下來，建設性的留言不多，炮轟溝通內容空洞、老套、莫名其妙者連篇累牘。有觀察認為，其他如兩岸服貿協議、核電政策等，之所以在網絡屢遭撻伐，網絡世界特有的頑疾——議題被過度簡化是重要原因。想來也是，當服貿協議被簡化成“傾中賣臺”、當核電廠被比作原子彈，接下來的討論無論如何都難以理性下去。

　　有臺媒表示，歸根結底，網絡民意只是全體民意的一環，只是新世代攜帶年輕化和網絡化標簽呼嘯而來，給執政者留下了太難以磨滅的創傷和印記。這些年來，臺灣逐漸陷入了經濟發展停滯、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僵化、房價飆升薪資反而下降等困境，這樣的基本面才是當局的主要挑戰。而網絡世代的反對心態，不過是受大環境的刺激強化了而已。如果看問題本末倒置，即使“婉君”們弱化對當局的對抗心態，提升認同度，也會陷入治標不治本的怪圈。

　　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就認為，網絡技術可以讓官員更有效地掌握民意和與民溝通，但治理施政仍然要靠專業和智能來安排價值順位和資源分配，不要讓親近網絡變成了被民粹綁架，而要有主導議題、引領民意的定見與雄心。